1971年印巴危机期间美国的难民政策与美印在难民问题上的角力

1971年印巴危机是冷战时代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地区危机。危机期间,因受东巴内战与印巴冲突的双重影响,大量东巴居民逃往印度,沦为难民。东巴难民持续涌入印度不仅是东巴危机转变为印巴危机的主要诱因,同时也是导致南亚持续紧张、敌对氛围难以消解的重要根源。为妥善解决难民问题,美国积极谋划,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意图妥善解决难民问题,化解危机。但是美国采取的积极措施并未减缓危机冲突的不断升级。在处理难民问题的过程中,美巴政策协调趋于一致,而印度与美巴在难民问题上的政策倾向却渐行渐远。归根究底,是否应该在难民问题上附加最终促成东巴独立的政治条件是美巴与印度的根本分歧所在。而这一根本分歧的悬而未决最终成为引爆第三次印巴战争的导火索。     

谁是“犹太人”——关于“Ioudaios”的札记

西方现代语文中的“犹太人”来自希腊文“Ioudaios”。它最初是民族—地理术语,指居住在犹地亚的人。散居海外的犹地亚人日众后,此词的地理含义渐趋弱化,逐渐获得了民族—宗教内涵,这种转变加剧了身份表达的暧昧性。对相关文献、铭文和纸草的考察表明,“Ioudaios”在犹太人、异教徒和基督徒那里呈现不同的内涵和侧重点,它们既生动折射出犹太人与希腊罗马世界的互动,又有助于澄清谁是犹太人这个认同问题的历史脉络。     

以色列的币中币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即开始发行钱币,现代以色列的钱币以设计新颖、构图抽象、雕刻工艺精细、题材丰富、内容广泛和民族特色鲜明、宗教色彩浓郁而著称。其内容、形式与风格,多是承袭了2000年前古代犹太王国时期钱币的特色,是古代犹太钱币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在以色列的钱币中,     

犹太移民在哈尔滨声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

自1898年,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哈尔滨外来人口骤增。据不完全统计,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2万多犹太人来到哈尔滨。他们在哈尔滨从事的经济、文化活动,给哈尔滨的经济、文化、城市建设等诸多方面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哈尔滨的城市化进程。     

南京大屠杀中的费吴生

1937年12月,南京沧陷之际,一些外籍人士组成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并会同南京国际红十字会设立了难民区,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保护了20多万手无寸铁的中国难民逃过侵华日军的屠刀,被难民们称为"活佛"。提起这些可敬的"中国之友"许多人都会想到拉贝、华群(女)诸人,其实还有一位费吴生,有关报道大多语焉不详。     

七世纪拜占庭帝国犹太政策分析

七世纪初,希拉克略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控制了几乎整个地中海东岸地区,其中,犹太人是帝国境内重要的非基督教徒群体。就帝国内部而言,犹太教在东部行省仍然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是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化过程中亟待肃清的"异教"势力;从区域外交的角度看,在拜占庭与波斯、阿拉伯的军事角逐与政治博弈过程中,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群体相继为后两者提供支持,加剧了帝国在东部边疆的统治危机。基于此,希拉克略使用了驱逐、强迫改宗等暴力方式对犹太教加以限制与迫害,以践行帝国宗教一体化的根本宗旨,同时也具有归化犹太人以消除政治威胁的现实目的。     

论17、18世纪德意志地区的宫廷犹太人

在17、18世纪,由于欧洲及德意志地区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犹太人特殊的历史经历以及对居住地表现出来的“忠诚”和“弱民”地位等原因,在德意志地区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犹太人群体——宫廷犹太人。他们利用其经济方面的影响,积极参与在宫廷的军事斗争、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受到宫廷的信任,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虽然他们与犹太社团有着一些冲突,但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在管理犹太社团事务、形成新的犹太社团、传承犹太文化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这个时期宫廷犹太人的活动为犹太启蒙运动和犹太人的解放准备了条件。     

犹太名人会议研究

为削弱法国境内犹太人的民族性,拿破仑帝国政府召开了犹太名人会议。会议讨论的内容是拿破仑确定的,主要包括:犹太人要与非犹太人通婚;要视法兰西为自己的祖国;削弱拉比(Rabbi)权力;禁止放高利贷等。这些问题的实质是要以法兰西民族为蓝本,从而对犹太人进行法兰西式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文化种族主义倾向。     

战祸、自然灾害与难民迁移——抗战时期安徽省个案研究

抗战时期,日本的侵华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了260多万安徽难民。其迁移情况极为复杂。就省内而言,主要是迁入皖南、皖西山区、中小城市及本县或邻县安全区域;就省外而言,主要分布于湘西、西南、西北各省及浙、赣等邻近省份。难民迁移给迁入地社会带来重要影响。     

从离婚权的演变透视中世纪欧洲犹太妇女的婚姻地位

犹太教允许离婚.在<圣经>时代,犹太男子可以随心所欲地休妻,犹太妇女没有任何话语权.到了<塔木德>时代,犹太社会尽管对男子的单方面休妻权利有所限制,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婚姻的男权制结构,犹太妇女在离婚问题上依然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种局面在中世纪的欧洲有了质的改变,而且,这种改变通过犹太社团最具权威的"市集大会"颁布的法规条例而不断地强化,从而使得犹太妇女的婚姻地位在附属中有了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