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英语教学向实用性发展

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在初中英语教学实际情况中,仍然存在忽视课程标准的要求,自觉和不自觉地采用传统的注重读写译和语法教学的方法和课堂结构,忽略听说训练,因而不能充分达到课程标准规定的初中英语教学目的。鉴于此,笔者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和从事初中英语教学的实践,就如何转变思想观念,严格执行课程标准要求,改革教学方法,抓好初中英语听说训练的问题,浅谈管窥之见,求教于大家。     

沧桑变化说稿费

我国的稿费制,半个世纪以来,白衣苍狗,变化可真不小,让我们把日历翻回到半个世纪前的1949年。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各种报纸、杂志相继创刊,这就牵     

曹魏侍中与三省制

汉魏时期的侍中是皇帝的近幸之臣,其设置、地位、权限几经变化,最终演化成门下省的长官,成为实际执掌国家枢机的"宰相"。曹魏时期是侍中职权转变的关键阶段,特别是它以特殊的方式介入尚书、中书的权力范围,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本文根据曹魏侍中的设置特点和权力变化,考察其与尚书、中书的密切关系,着重突出曹魏侍中在当时权力格局中的特殊地位。     

基于情景教学模式的高中语文课堂教学

正在素质教育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新的教学方式不断产生,但是"情景教学"仍然得到了很多教师的关注。立足把握高中语文实际要求的情况下,如何巧妙的将"情景教学"模式运用在高中语文课堂上呢?以笔者的教学经验来看,教师应提高自身素养,把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实际相结合,使学生在内心上能与老师设置的情景产生共鸣,让学生能够学会享受"情景教学";同时要注重丰富"情景教学"的形式,增加课堂活跃的气息,从各方面调动学生的注意力,以达到教学效果。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关于高校考试改革的思考

本文浅析了目前我国高校考试的基本功能及存在的问题，在认清高校改革必要性的同时，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对于高校考试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此为基础提出了高校考试改革的一些策略。     

咸丰朝京师铁钱与圜法改制

晚清以来货币制度发生剧烈更替。咸丰四年为缓解京师“铜匮”与“钱荒”,清廷“反经复古”而筹行铁钱。伴随此一新货币符号的产生,铁钱鼓铸、流通与清朝货币政策不断形成互动。尤其是在钱文反复壅滞的应对过程中,清朝从铸币投放、立法布令、引导疏销等方面救济币制。但随着货币秩序的整体紊乱,铁钱日渐贬值,以铁钱局与户部为代表的决策部门围绕铁钱减铸、存废等产生意见分歧,“立一法即增一弊”的政策纷更使商民无所适从,铁钱最终成为弃物。京师铁钱的嬗变轨迹映射出咸丰朝圜法改革的试错、容错与纠错过程,揭示了清政府在财政压力下的政策取舍与行为逻辑。     

商代制骨实验研究——兼论大辛庄遗址制骨工艺

古代制骨工艺研究是理解骨器产品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基础,制骨实验可为制骨工艺研究提供最为直接的证据和比较材料。本研究采用实验的方法对石刀、蚌刀（镰）、铜刀、铜刀锯、铜锯等工具截取、加工骨料的痕迹进行区分,并对各种工具的截取、加工骨料的效率进行对比,以期为考古遗址中的制骨工艺研究提供直接的对比材料。以此为基础,将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骨料与骨器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不同工具作用于骨骼后留下的痕迹存在明显区别,各类加工工具中铜锯的加工效率明显高于其他工具;种种迹象表明,大辛庄遗址骨器加工的工具应为青铜工具,加工痕迹与铜刀锯最为接近,这与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所用工具和工艺存在明显区别。     

稿约启事

本刊以古籍整理研究、古文献学为主,亦欢迎有关中国古代文化、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科学技术史等领域的原创学术论文。本刊专栏设置:文献研究、文献考辨、出土文献、域外汉籍、古籍版本、目录研究、校点商榷、古籍辑佚、古注辨正、语言文字、文学与文化、历史与文化、人物研究、学术综述等。衷心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博士研究生赐稿!我刊实行匿名审稿制,请在来稿中另纸注明作者姓名、生年、供职单位、职称职务、研究方向和通讯方式(电话、电子信箱)。来稿若被采用,会在收到稿件的三个月内通知作者,否则可视为退稿。来稿一律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     

论科研院所的转制之路

为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现象,我国科研院所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市场调控下的企业化转制历程。在具体推进过程中,政府推出了科研成果有偿使用、建立专利制度、构建技术市场等举措,不断调适科研院所企业化运营的环境。科研院所转制工作经历了从早期的个案经验积累,到90年代末期大规模企业化转制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不断探索促进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有效途径,对科研院所自身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唐大诏令集》的史源问题

《唐大诏令集》是研究唐代王言最重要的史料。究其史源,包括唐宋时人所编的各类制集、个人文集及唐代各种文献,都可以纳入考虑。此前有观点强调《唐大诏令集》来自实录,这是值得商榷的。作为王言文献的合集,《唐大诏令集》与实录体史书,存在体制性的差异,实录体史书更无法容纳体量庞大的王言。实录作为一种编年体史书,征引王言史料是必要的,与其他史料的使用是一致的。宋绶的时代,唐代王言史料存在相对丰富,坚持大诏令来源于特定史籍的观点,不仅难以成立,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