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背文书所见清乾隆时期浙江奏销册的缀合与定名

芷兰斋所藏《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纸背文书为清康熙、乾隆时期形成的三种公文档案,其中一种为乾隆时期浙江省漕运钱粮奏销文书,共计143叶。这些以散叶形式存在的文书大致分为四组,可以连续缀合的部分累计达138叶,约占全部文书的97%,连缀比例之高在古文书散叶缀合整理中非常罕见。该种文书的造报主体为浙江省督理粮储漕务道,其中的钱粮征收年度是乾隆六年,钱粮起运年度是乾隆七年,造报年度是乾隆八年,具体造报月份则是该年的五月。文书的性质属于户部漕运类漕白征收子目类的“本折收支(支销)题销册”,具体定名应为《户部项下乾隆七年起运六年分见征漕白正赋存留本折支销钱粮题销文册》。该种文册作为新发现的一手资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清代浙江乾隆时期漕白征收类奏销册偏少的缺憾,也为追寻清代内阁大库黄册档案文献流失过程揭示了新方向。     

元代福建妈祖信仰的发展原因试探

海神妈祖信仰在元朝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跟元廷对妈祖封赐次数的进一步增多和祭祀规格的提高有关。元世祖于至元八年（1271年）建立元朝,定都大都（北京）。从此大都人口剧增．粮食紧缺,故需要从南方大量调粮．于是兴起了以运粮为主的漕运。漕运最初是通过运河进行．后来为了提高效率和节约成本．改作海运．至元十九年（1282年）试航成功后．漕粮就主要由海运完成。为了祈求漕粮海运的顺利．妈祖这位现成的海神、水神顺理成章地受到了元廷的重视。元朝不但提高妈祖封号级别．而且每岁派使臣颁发祭文．举行隆重官祭。自至元十八年（1281年）首赐妈祖“护国明著天妃”封号后,在其后的大德三年（1299年）、延祜元年（1314年）、天历二年（1329年）、至正十四年（1354年）,还有四次重大加封。福建僻处东南．在元代本无朝廷的漕运任务．但妈祖信仰在元代并没有停滞．而是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主要原因．笔者以为．大抵可归纳为以下三条。     

杨锡绂与御制松花石砚

杨锡绂,字方来。一字兰畹,江西樟树观上镇门楼里人。清雍正进士。曾任吏部尚书、漕运总督晋加太子太保,为官清廉。他兴水利、平边患、许禁陂塘改垦、治漕最久．漕运通达,政绩卓,百姓建生祠纪念。他平生钦仰汉代杨震“四知”辞金的高风亮节,自署“四知堂”。     

陈夔龙与“老庆记公司”

陈夔龙（1857—1948）,字筱石,号庸安居士,是贵州籍在清末官位最高享年最长的人,1901年后陈夔龙历任河南布政使、漕运总督、河南巡抚、江苏巡抚、四川总督和湖广总督等要职,他在宣统元年（1909）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官居一品;清亡后在上海当寓公,直至解放前夕才去世,整整活了九十余岁。他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朝,自称三朝老臣,期不负厚恩。他起于寒士,又是汉族,但是却能官运亨通,其中与奕劻有着莫大的关系。     

“天下粮仓”清江浦

前些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其历史场景就是取清代的清江浦,即今淮安市的主城区。这一取材,既有历史的真实性,又有历史的典型性。就历史真实性而言,清江浦从明初到清末．一直是国家巨型粮仓的所在地;就历史典型性而言．这个粮仓处于漕运总督的眼皮底下,在一定意义上讲。属于漕运总督直管,由常盈仓之成败利钝,可观整个漕运管理之全豹。     

略谈《通州漕运粮道图》

《通州漕运粮道图》简称《粮道图》,是一百多年前用毛笔手绘的地图,它忠实地记录了清代咸丰三年（1853年）前后运粮船艘在通州境内及其附近地区行走的水道情况。漕运．指从水道往京城运输粮食。《史记·平准书》记有：“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记述的是西汉政权建立后．     

欢欢喜喜过大年

位于朝阳区的千年古村高碑店,是离北京城最近的新型农村,如今以它别具特色的旅游项目和文化氛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高碑店村从元朝初年,随着漕运对京城的重要作用不断显现,高碑店村因紧邻通惠河的平津闸而热闹非凡。南来北往的官员、大小商家都要从此处进出京城,就连皇帝也要经过高碑店村下江南巡视。如今,见证那段历史的平津古闸依然宁静地守望着这片富饶的土地。为了保护文物古迹传承运河文化,在漕运码头重新恢复修建了龙王庙及将军庙,更是汇聚了通惠河畔人气、财气、福气和灵气。建立了郭守敬雕像,引领大家感受先知     

李卓吾与通州

京畿通州城有一座名的西海子公园,园内矗立着高耸入云的千年燃灯佛塔,它多少年来成了通州的象征;这里也是通惠河与北运河的交汇点,至今保存着明清漕运时的遗迹;1983年通县人民政府又将同样闻名于世的明代大思想家、学家李卓吾之墓重建在这碧波荡漾的西海子湖畔古城墙遗址上,供全国人民     

清代旗丁对漕粮的盗卖与掺杂

清代,因多方克扣,官府给与漕运旗丁的费用不敷使用,因而漕运旗丁往往在运送漕粮的途中盗卖漕粮。对此,清政府制定了众多相关处罚规定和预防措施,但盗卖事件仍旧发生。旗丁盗卖漕粮的地点主要是在山东地区和北直隶地区的通州与天津。在这些地区,旗丁往往借出售余米、剥运漕粮、变卖土宜的机会将漕粮盗卖。漕粮被盗卖后,为了足额缴纳,漕运旗丁在漕船抵达目的地前,往往将沙土、糠皮、水、白土、药物、石灰等物掺杂到漕粮中以充数。     

明清漕运与淮安天妃信仰的变迁

淮安地区的天妃宫最早建于南宋,来源于福建籍军士征戍两淮的地域流动,此后天妃宫庙在淮安地区的空间展布与当地河道变迁密切相关。山阳、清河的个案研究表明旧城天妃宫曾作为一亦游亦祀的胜境,国家漕粮的转运导致了淮安地区天妃信仰中心的转换,清口惠济祠逐渐成为运河沿线的重要天妃宫庙,从天妃宫到惠济祠的转移,与山阳、清河城市变迁的轨迹基本一致。官方对天妃神灵的标榜和塑造,使惠济祠内呈现泰山娘娘与天妃混祀的信仰生态,而对其庙会的分析则显示出民间信仰意涵的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