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故道之变与土地权属之争(1855—1937)

明清时期治理黄河,在今兰考以下河段南北筑堤,形成长逾千里、宽约数里至数十里的河道。河道除行水外,尚有面积广阔的河滩。鉴于河务、漕运之重,国家奉行“不与水争地”,严禁垦殖。1855年黄河北徙,故道成地数百万亩,但复故与否,清廷内部争论未决,直至辛亥鼎革仍无明确措置。民初,主政江苏的冯国璋为辟财源,上呈中央,欲将故道之地划归地方处理。然而,变卖官产已成北京政府开源之既定政策,冯的计划落空。袁世凯死后,地方势力膨胀,掌控江苏省的齐燮元无视中央法令,公开放领故道。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积极推动导淮,黄河故道与之关系甚大,中央议决导淮委员会接管,但无论在统治核心的江苏还是山东、河南,相关工作皆举步维艰。故道土地权属之争,凸显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实态。     

营田庄黄河滩地鱼鳞册及相关地册浅析——一个生态史的视角

清代、民国陕西省朝邑县营田庄黄河滩地鱼鳞册及地册,是一种独特类型的鱼鳞册。选择耕种方向、采用长条地畛、动态调整田块位置、村庄家户平均分配土地、禁止买卖等制度,便于解决黄河河道移徙、泛滥带来的边界纠纷、农业生产等问题,反映了地域社会应对环境的精神。     

“沧海桑田”:近代长江中游的沙洲变迁与滩地开垦

长江水道是一个开放、动态的自然系统,既有水土流失、江水泛滥、沙洲涨坍等自然变迁,也有人类为了在滨水低地进行土地开垦而进行的大量人为改造。江心洲属于典型的滨水低地,系长江中上游来水挟带之泥沙遇阻减速淤积而成的土地,必仰赖于堤坝的捍卫。堤坝作为低地社会至关重要的水利设施,实际上是国家干预与地方社会自组织治理相结合的产物。滨水人群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和改造,则主要围绕洲地的涨坍、开垦与治水展开,呈现“人与自然”动态制衡的演进过程。晚清以来,张家洲北汊逐渐发育为弯弓型河道,北岸受水流冲刷加速崩塌,南岸则逐渐淤积出水,形成“北崩南淤”的态势。原来居住长江北岸的各姓居民先后奔赴南岸垦荒,致使新淤洲地争垦纠纷不断。各群体通过组织超越村落和家族的垦团,并积极利用垦荒条例或土地法规来实现各自的占垦诉求。这表明,近代国家及其制度建设在新淤洲地的“确权”过程中扮演了比过去更为重要的角色。     

清代渭河滩地垦殖与河道移徙——基于长安县马厂地的考察

历史时期渭河河道移徙是关中区域环境变迁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长安县境渭河的摆动与汉长安城基址、汉唐渭桥遗存关系密切,对沿岸村落、农田、滩地等多有影响。本文基于大量清代题本、奏折档案,结合方志、舆图资料,以清代长安县北乡高庙村、席王村、东席村、西席村、中席村、师家道口村、唐家村等周边马厂地为研究对象,在探讨其招垦缘起与发展、分布与规模、会勘类型与流程、滩地类型与土壤特质等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渭河滩地冲淤的时间特征、村落、滩地与河道的空间关系、河道"南迁"与"北徙"的变迁过程,指出渭河主河道迟至乾隆、嘉庆时期,仍然距现今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渭桥遗址埋藏区较近;渭河北移是在较长时间内逐渐完成的,并不存在由于某一次或某一年渭河涨溢而引发河道"大规模北移"的现象;长安县境渭河河道总体上呈现出"北趋"的大势,但在这一过程中,"南迁"也是河道移徙的重要特征之一。     

流动的土地与固化的地权——清代至民国关中东部地册研究

清代至民国年间的关中地册,基本为黄河滩地册,地域范围局限于黄河沿岸,具有独特的生态、经济社会背景.滩地的特点主要是地块规整,地权分散,买卖率低,这是滩地村社公有,家户均分的结果.然而,滩地家户私有现象也同时存在,地权分配并不平均.针对"关中模式"历史溯源的资料运用,文章指出运用较小区域的滩地地权状况,不能推导出清初至民国的"关中模式".     

东方的“鱼皮部落”

“鱼皮的衣服做工精美．但已几乎无人会做了”“传统的桦树皮独木舟只有祭祀时才能见到”“他们民族的口头史诗《依玛堪》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唱了”——这是民族文化的悲哀。     

渭河仓张段滩地考古调查简报

多年来,渭河西咸新区秦汉新城仓张段南、北滩地三公里范围内不断有古遗物出土,其中以战国晚期至秦代高等级建筑材料为主,另有大量战国晚期至唐宋钱币。通过对近十年考古调查资料的整合可知,古遗存时代上限不晚于战国晚期,下限可延续至唐宋,东段稍早于西段;早期遗存与秦都咸阳城关系密切,属性大体有三种可能:孝公始建的咸阳城故址、咸阳城北区的市、具有外郭城部分功能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