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民初“满蒙问题”的真相——读中见立夫著《“满蒙问题”的历史构图》

正去年,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见立夫氏推出了他积淀近40年的力作《"满蒙问题"的历史构图》(『「満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该书的论题直接切入在近现代中国和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影响深远的民国初年的"满蒙独立"运动,反映了日本学术界的最新看     

独具只眼——读邸永君《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

清代旗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为向来很少被人重视,某类旗人群体性研究更为少见。邸永君先生以民族史学与文化的角度,对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的形成、作用与贡献等等方面,从多种层面进行了深入论述,从而第一次揭示和还原了清代满蒙翰林的群体面貌,颇多新见。本文对该著作在观点、史料和笔法方面的创见,给予了评价,肯定其在史学尤其是民族史学方面的突出价值。     

近代日本对＂蒙＂侵略政策的形成（1904-1912）

日本对东蒙地区的侵略活动开始于日俄战争前后;1907-1909年的新法铁路、锦瑷铁路问题进一步刺激并暴露了日本侵略东蒙地区的野心;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政策酝酿、准备,辛亥革命期间,随着日本侵略东蒙地区活动高潮的到来,以确保侵占“南满”、同时侵略东蒙为特征的日本对“蒙”侵略政策形成。     

清初的巴克什与满蒙关系

论文广泛引用满蒙汉文史料,考证清初的巴克什号是从蒙古导入的事实。清太祖、太宗时期的巴克什不仅承担着文书工作,还参与战事。当时,巴克什只是一般性名号。巴克什变成正式的官名,是从1615年开始的。太宗年间几次采取措施,改革巴克什制度,明确其职掌。在清初满蒙同盟关系的建立过程中,库尔禅、希福等巴克什以中间人的身份,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代理藩院额外侍郎考

清代有额外侍郎这一职官。初为各部缘事临时设立。从乾隆二年起,理藩院额设额外侍郎一员,由外藩蒙古王公充任。该额外侍郎名义上是理藩院堂官,但职掌较轻,实际作用更多取决于充任者本身的地位和能力,荣誉性意义更大,是清朝管理、笼络蒙古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增强了蒙古王公对清政府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有利于保持蒙古地区稳定。兼之该职务设置的行政成本较低,故历经重大官制变革都未受影响,最终随着清朝的灭亡而消失。     

甲午战前日本对东三省的侦察及政策演变

日本的恐俄心理是引起明治政府关注进而觊觎东三省的原因之一,也是马关谈判期间使明治政府决策层在割占东三省领土问题上相对收敛野心的重要因素。1879年日本成立东京地学协会,为日本谍报人员提供了学习交流的平台,促使其谍报成果质量逐步提高。甲午战前明治政府在何时略取东三省的问题上意见分歧较大,暂缓略取的意见占主流。随着日本财政状况的改善、军事实力的提升、国内矛盾的缓和,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在重新评估中国军事实力和研判东亚国际形势之后,将略取计划重新提上日程并在甲午战争中付诸实践。     

祸乱中国东北的日本土匪

正提起土匪,现代人可能没有什么感性认识,但是从历史著作、文学作品或影视节目中却是或多或少了解一些土匪的组织、习性以及活动情况等。旧中国政治腐败,战祸连年,民不聊生,是土匪产生的重要原因。然而人们不会想到,清末民初以来,竟有一些日本土匪在中国东北活动,他们同其他东北土匪一样,按照东北土匪的习惯拉杆子报号,打家劫舍,祸害百姓。但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们受日本军政当局的指使,随时为侵略扩张政策效力。在吉林省境的大孤山一带,有一支报号"薄天鬼"的日本绺子,大头目原名薄益三,日本新潟人,从     

《支那省别全志》间谍文献论 《支那省别全志·江苏省》《南京调查资料》比较研究

<正>方志是我国特有的文化样式,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宋代以后,地方志体例结构、收录范围、记述方法乃至志书纂修机制,都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志书的编修通常由官府主持,主编则往往由地方官礼聘本地德高望重而又学识渊博的退休官吏、文化名人或客籍学者担任。但从1917-1920年,《支那省别全志》的出版却彻底颠覆了这一传承近千年的文化传统。此书以中国的内地十八省为记述对象,除新疆附于甘肃,"满蒙"不     

浅论清朝的满蒙联姻政策

清朝长达三百年的满蒙联姻,具有大规模、多层次性、持续性和制度化的特点;在清朝的边疆治理,满蒙汉各族政治经济的发展及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加强边疆建设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