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中央对外省的财政清查

宣统年间，清廷实行中央财政集权，制定了强行核查外省财政的政策，通过向各省派遣财政监理官和设立清理财政局，全面清查外销、陋规等匿报之款。外省督抚司道面对强力核查的压力，由抵触敷衍逐步趋向奉令配合。监理官在克服各种阻力后，督责各省限时清查，全面上报。大规模清查的结果显示，各省隐匿之款绝大部分上报，财政总量大大超过以往。清查财政的行动虽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持续效果却受到各种制度改革缺陷的影响，近代预算制度的建立尚须经受各种考验。     

江苏清查“5·16”冤案

“文化大革命”期间,说是北京出现了一个“5·16”组织,被认定为反革命阴谋集团。北京的“5·16”组织,究竟是怎么回事？该不该在全国搞清查？笔者不明真情,不便评论。     

在知识分子起舞的日子里

1977年春,我随李任之（时任省委副书记）、杨东林（时任省委清查办公室主任）等在蚌埠铁路分局进行清查“四人帮”的工作。一天,李任之同志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我们当时感到中央要解决安徽问题了。中央是在宋佩璋同志到大庆调查的时候,要宋佩璋去北京的,决定解决安徽领导问题。     

“查不清”的清查团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开始积极准备接收工作。1946年7月底,由国民参政会、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院三方面联合组成的“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成立了。8月,清查团成员分赴各地。     

北京林学院清查“五一六”

1969年末,我作为北京林学院教师,被集合到云南,卷入了耗时数年的清查“五～六”运动。从昆明搭乘卡车,弯弯绕绕了两个白天,辗转到了深山老林的清水江林业局。它位于茂密云松林的半山腰,山下是传说有麻风病人的苗族村寨。我们住在用木板搭建的女生宿舍里,生活了几个月。不到夏天;分散在各个林场的全体师生就集中到丽江去了。原因是来了中央文件：要彻底清查“五一六”。到达丽江后,数千人的林院师生分散居住,指挥部就设在丽江的四方街（现在成为旅游胜地）,师生分散在丽江的学校和各村老乡家。我和部分学生住在新二中学校。     

横扫延安特务网

布鲁(又名陈泊)是我党早期的地下工作者,一生充满传奇,延安时期被誉为“中共三大侦察专家”之一。得情报清查特务1941年10月,布鲁率巡视组到达陇东专区地委所在地庆阳县,在当时,因延安城已被日本飞机炸成一片废墟,庆阳县成了边区仅次于绥德的“大城市”。第二天,陇东保安分处李甫山处长在汇报工作时,提到了一名在我方掌控内的国民党特务吴南山。此人是本地西峰镇人,20多岁, 中学毕业后,满怀抗日热情要求上前线,却被西峰镇军统特务站所欺骗,把他送到汉中军统特务     

回忆当年清查钓鱼台王洪文住地

1976年10月6日,是个难忘的日子,是全中国人民欢天喜地值得庆祝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祸国殃民、作恶多端的“四人帮”被彻底粉碎的日子。     

山西分社“清查”厄运追记

近日,我在宿舍的书房里,翻阅多年积存的历史资料时,看到30年前打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山西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召见新华社山西分社全体职工,发动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讲话复印件,不禁使我想起当年山西分社被列为清查重点单位的那段颠倒是非的史实,今天把它追记下来,为的是作为一面历史镜子,避免日后重复过去类似的错误教训。     

清华大学工宣队始末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8年7月底8月初,"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进驻学校,不仅遏制并结束了大学里以造反派为主体的文革群众运动,而且给教育界注入了文革中后期的重要取向和基本特色。本文以清华大学工宣队为个案,概述工宣队的某些特征。毫无疑问,在当时全国难以计数的工宣队中,没有哪一个像清华大学工宣队这样既有始作俑者的角色,又有辐射全局的作用,还有无出其右的典型影响。     

冤狱遍地的江苏省清查“五·一六”运动

十年浩劫中的1970年至1973年,继“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大规模政治运动之后,一场更为残酷和荒唐的政治运动,又一次横扫中国大地,江苏省可谓重灾区——这就是冤案堆成山、全系莫须有的清查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