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指定乾坤——清代扳指小考

扳指作为满族特有的首饰,因其在弯弓射箭中对手指的保护作用,受到了八旗子弟的喜爱,人手一枚,因而成习。入关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扳指的功能开始由实用转为装饰,依据使用者的身份不同有了森严的等级划分。     

隆裕太后与清帝退位

100年前,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在紫禁城养心殿里举行了她一生中最后一次朝见礼仪,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宣读以6岁的宣统皇帝的名义拟出的退位诏书。     

军人干政的祸端开了头——后人一想起民国，就会想起军阀来

1912年,是民国元年。这一年的2月,清帝退位,民国正式告成。袁世凯成为一些国人心目中的“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欣然接下了孙中山让出来的临时大总统。不过,他想要最终就任,还有一个小门槛要跨,就是要南下南京当这个总统。其实,在设置这个门槛之前,孙中山还设了另一个门槛——策动临时参议院,把他在任时候的美国总统制,改成了半总统制,即所谓法国体制。总统和内阁之间,添加了一个总理。害得民国请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大呼胡闹,不明白为何中国要学糟糕的法兰西。     

清朝皇帝罪己诏评议

罪己诏是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在特别情况下的一种非常规的自谴、悔过和诏告行为,其实质是以降低姿态的方式主动调节民众的心理失衡,继而维持并巩固自身统治。但在实现这一根本目的的过程中,罪己诏的发布确实也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安抚人心、缓和矛盾和稳定社会的积极效果,甚至部分诏书的确反映出了当时最高统治者谦谨务实、省察自咎、宣仁布信、勤政爱民的相对真诚态度。由此也可以说罪己诏是古代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复杂产物。清代诸帝罪己诏在这些方面尤具代表性。而“罪己”行为方式的背后正是儒家思想在潜移默化地释放着现实政治效能,同时又体现出了较为复杂的思想效应。以往对罪己诏的研究关涉历史、政治因素较多,而关注思想层面的较少,故通过文献梳理与整合来探讨罪己诏与儒家思想效应、王道政治的关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学术问题。     

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北大核心CSSCI

与通行的认识有别,袁世凯的《请速定大计折》并非如张国淦所说,提出于1912年1月16日,而是1911年12月27日前。在由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因唐绍仪辞去议和总代表陷入停顿后,袁世凯很快就重启清帝退位动议,并且取得明显进展。期间在国民会议问题上与伍廷芳的反复纠缠,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彼此心照不宣地演双簧施展障眼法。由于清帝退位之议尚未水到渠成即被意外披露,在清朝内部引发激烈反弹。刊布一个月前的《请速定大计折》,旨在使清帝退位不再是清方的难言之隐,从而对坚持君主制的拥清势力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     

袁世凯:一代枭雄的崛起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一直是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有人因为他戊戌告密、镇压革命、复辟帝制,指斥他为背信弃义、寡廉鲜耻的"叛徒"、"窃国大盗";也有人因为他编练新军、倡导变法、逼迫清帝退位等维新活动,称赞他为"改革派人物中的第一人"、"共和国功臣"。世人评价如此天上地下,历史为什么还选择了袁世凯?且看著名学者袁伟时对一代枭雄袁世凯崛起的深入分析。     

谈云南护国公债收款证及云南护国公债票

<正>一一场因袁世凯复辟帝制所引发的护国战争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月22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声明,如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当即辞职,推袁为总统。2月12日,袁世凯借着辛亥革命的冲击力逼迫清帝退位。次日,袁即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公认","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孙中山履行诺言辞职后,临时参议院选     

袁世凯与两个邵阳人的恩怨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最有争议的人物。有人骂他是窃国大盗、乱世奸雄;也有人称他是清末治世能臣、民国开卷英雄。孰是孰非,姑且不论,总之他是清末民初的顶级风云人物。 是谁把他扶上马,使他最终爬上权力巅峰？是一位邵阳人。又是谁把他从洪宪皇帝的宝座上拉下马？还是一位邵阳人。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国内局势极为复杂。同盟会已名存实亡,在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拉拢下,革命阵营内部派系林立,矛盾日趋尖锐。孙中山回国前,立宪派人士就与袁世凯达成了“清帝退位,即拥袁为大总统”的协议。北方袁系势力与南方立宪派人士在上海英租界内的“南北议和”已经开始。革命党虽然在全国许多地方夺取了政权,但因袁世凯势力强大,仍不能控制国内局势。     

清帝逊位与民国初年统治合法性的阙失——兼谈清末民初改制言论中传统因素的作用

长期以来,一般论者均以为清帝逊位是辛亥革命的一个尾声和必然结果,基本不具备独立研讨的价值。民国建立以后,清朝所赖以支撑统治的诸多要素也自然会崩解消失,在旧制度的废墟之上,移植于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会自动确立其无可争议的地位。但出乎意料的是,民国肇建之初即发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而且一直无法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统治合法性。本文拟从清朝“正统性”与民国“合法性”之间如何发生对立互动的新视角探讨民国政权建设的成败得失,以及传统因素在民国政治制度建立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