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包山简“鲁阳公以楚师后城郑之岁”——兼谈楚简大事纪年的性质

包山简中的七条大事纪年早先被定在楚怀王时期,其中的"鲁阳公以楚师后城郑之岁"后来又被李学勤先生等考订为追记。清华简《系年》中有关于鲁阳公率楚军与三晋、郑国交战的记载,在楚声王至悼王年间,应与"鲁阳公以楚师后城郑之岁"一事相关。包山简中的另一纪年"齐客陈异致福于王之岁",可能是葛陵简中的"齐客陈豫贺王之岁"。同一批简牍中发现的楚简大事纪年未必是逐年相次的。     

清华简《五纪》“唯昔方有洪”章释义——兼及《五纪》的作者、性质问题

以训诂和文法分析、文献对读为手段,分析清华简《五纪》“唯昔方有洪”章（首章）的含义和《五纪》的性质、作者等问题,可以认识到：清华简《五纪》首章是对《五纪》全篇的总括,叙述了舜帝和群臣治理洪水、重建文明的经过;《五纪》即《尚书·顾命》中记载的“《大训》”,分为“正文”和“传”两部分;《五纪》的作者是周文王。     

鞌之战爆发原因与所涉地名考证

鞌之战是春秋中期发生在今山东济南境内的一次著名战役,清华简《系年》第十四章记有其事,其所记爆发原因与《左传》最为相似,而与《公羊传》《穀梁传》和《史记》差别较大。诸本的差异可证史书文本的生成经过了一个“层累”的过程。对《左传》中鞌之战所涉地名进行一一考证,可发现齐、晋双方尽管是一逃一追,但双方的行军路线,在“三周华不注”后并不一致,他们分别是沿着孝妇河和淄河进入齐都临淄的。《系年》所涉地名记有“淳于”一名,为《左传》所未载,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     

清华简《说命》研究三题

清华简《说命》三篇是殷高宗武丁对臣子傅说的命书,记载了武丁得傅说的过程以及对他的训诫。传世文献中的几条《说命》佚文,大多在简本中可以找到对应之处。而《学记》、《文王世子》等篇所引数语为清华简所无,很可能是流传版本不同所致。通过将《说命》与《盘庚》进行细致对比,我们还可以发现该篇较多地保留了殷商时期的原貌。     

清华简《金縢》有关历史问题考论

清华简《金縢》的发现,对解决有关历史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在周初历史研究中,关于武王开国在位年数与周公居东历史真相,历来都是聚讼纷纭的问题.结合相关文献对《金縢》竹书本和传世本细加考析,说明武王开国在位三年、周公居东即东征等说法是真实可信的.《金縢》可能成篇于春秋前期,竹书本与传世本互有歧异,各见优长,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从清华简《系年》看“共和”与“共和行政”

被司马迁称之为“共和元年”的前841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事件.对于“国人暴动”爆发后的西周王朝政局,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极为简略地将其记述为“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时期长达十四年之久,史称这段时期的政局为“共和行政”.学界对于“共和”及“共和行政”的原义聚讼纷纭,迄今尚无定论.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运用多重证据和社会背景分析的方法,将汉代以前的传世文献与清华简、金文等新出资料相结合,认为“共和”是共伯和的简称,得出了“共和行政”实为共伯和名义上摄行王政但由周、召二公实际执政掌权的结论.     

清华简《尹诰》“一德”论析

对清华简《尹诰》“一德”的理解存在多种意见,《礼记·缁衣》引《尹诰》,将“一德”阐释为“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这应是最合理的解释。《诗经·鸤鸠》中“其仪不忒”是达成“一德”的手段,全诗则是“一德”的极好注解。“一德”应包括“相同”、“正确”、“教化万民”三层内涵。清华简《尹至》篇则叙述了伊尹和商汤达成“一德”的过程。     

由清华简《系年》论两周之际的历史变迁

两周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捩点,它不仅是西周与东周的分界点,而且标志着周王室从此失去了对诸侯的统治,开启了"政由方伯"的时代。由于传世文献记载的简略与芜杂,导致对这一段重要的历史知之甚微。值得庆幸的是,近年公布的清华简《系年》中对两周之际的历史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对重新认识这段史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通过研读《系年》,可以对西周灭亡的原因,周平王东迁的年代以及所谓的"二王并立"等历史事件,得出一些新认识。另外,将清华简《系年》与传世文献对比,可以发现后者对两周之际的史事的记载基本上是言之有据的,但其中的一些细节显然有失实之处,而《系年》正可补正其阙。     

清华简《封许之命》篇“命汝侯于许”疏解

清华简《封许之命》篇主要记载周王室册封吕丁的过程,篇中有“命汝侯于许”的记载,该句蕴含深刻的历史信息。文章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指出:清华简《封许之命》篇所见之“王”,有两种可能性,其一为周成王、其一为周公。“侯于许”之意为封建诸侯到许地,并非封为侯爵。吕丁的爵位是男爵,纵观整个西周时期,“男爵”享有较高的社会待遇、属于社会地位较高的贵族阶级。     

清华简《说命》相关问题初探

清华简《说命》是一篇重要的出土文献,它的出现不仅使早已亡佚的《说命》重见天日,而且为梅本《古文尚书》是伪书问题再添一个新的证据。清华简《说命》篇的出现印证了前人学者辨伪成果的正确性,同时也促使我们对伪书的价值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此外,清华简《说命》篇的出现对史实也有一定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武丁时期的文治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