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前言

故宫藏品中,明清两代的工艺美术品占有很大比重,其中有许多为清官造办处所设计、制作或修理、改造过。这些作品非常精致,代表了当时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平。养心殿造办处档册是记录清代工艺美术方面的唯一的最集中的原始资料,从中可查阅成做品的设计者、制作者、管理者,成做工序以及皇帝对成做品的具体要求和修改意见;可认识造办处的职能和规模。本文提示《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采用编年体,上自雍正朝,下迄宣统朝,辑录造办处管理大臣及管理情况,以次为各作成做活计情况。     

论西学对清代地方志的影响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它是记载某一区域在一段时期内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沿革等方面的著作,它源于两汉的地记,经历了隋唐的图经、南宋的定型地方志,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在地方志几千年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时代性,即地方志能够比较及时准确地记录某一时期社会的发展变化,从地方志演变的角度,也可以说是某一时期社会的发展变化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地方志.     

方志视野下的明清上海地区疫情研究

梳理上海地方志特别是旧志关于明清时期疫情的资料,分析明清上海地区疫情特征,发现明清上海地区平均7年就有1次疫情,多在夏秋之交;这一地区疫情重心有从华亭县—上海县区域向上海县—嘉定县区域迁移的趋势;疫情烈度总体较高,以“大疫”为主;病种记载较少,见载的病种以霍乱和红痧为主;上海地区疫情常与他灾害并发。从江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来看,则可以发现上海地区疫情特点与全国和江南地区相呼应,但在清代末期,由于人口和经济重心迁移至从府城华亭县(包括娄县)迁移至上海县,疫情重心也随之转移到上海县。     

《皇朝礼器图式》成书考

《皇朝礼器图式》为清代乾隆朝敕撰的重要礼制文献,对清代的礼器制度进行了全面总结,是了解清代礼制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内阁大库档案被视作近代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兹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相关档案与《清实录》等文献资料相结合,对《皇朝礼器图式》成书过程中的编撰背景与编撰时间作了创新性阐释,并首次梳理出了该书校补工作中的三个不同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关于《皇朝礼器图式》成书和校补的研究不足。     

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清代墓葬考古发掘报告

2020年4月至5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清理了11座清代墓葬。这批墓葬的空间分布较为集中,保存状况较好,根据墓主人数量的多少可分为单人葬墓、双人合葬墓和三人合葬墓。出土的随葬器物较为丰富,主要有陶器、瓷器、玉器、铜器、金银器等。尤其是金质发簪,成对出现,成组使用,并且制作工艺复杂,造型生动别致,纹饰多样精美,是了解和研究清代首饰的重要实物资料。综合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初步判定这批墓葬从清早期一直延续至清晚期,这有助于探究清代中关村地区乃至北京西北部社会生活状况与丧葬习俗。     

清代新疆万寿宫朝贺礼与王朝国家认同塑造研究

本文依据档案和史籍记载,对清代新疆万寿宫的营建与分布、朝贺典礼仪式及其对新疆官民的一体化王朝国家认同塑造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为,新疆万寿宫,作为清朝皇帝与清王朝在新疆的具象化与景观化体现,是新疆官民感受与体验王朝国家存在的最高礼制建筑。新疆万寿宫朝贺礼,作为新疆各地惯常性的庆典仪式和新疆最具全民性和跨族群性的政治文化活动,使得新疆各族官民通过叩拜行礼的身体实践、富丽的宫殿式布局、庄严的礼仪现场和节日的娱乐活动,感受清朝皇帝与王朝国家的存在,进而形塑新疆官民对清王朝的政治认同与归属。     

清代捐纳、捐输概念考辨

捐纳和捐输均为清代国家在常规财政收入之外汲取社会财富的重要渠道,但研究者往往将其混为一谈。二者在政策依据和政府反馈、款项收益、款项数额、道德色彩、财政管理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与捐纳相比,捐输是臣民并非出于义务地将财产直接或间接捐献于国家,政府事后可能酌情奖励。清前期政府有时参照捐纳事例议叙捐输,嘉庆朝起政府比照捐纳事例为特定捐输制定细则,咸同以降各省所设捐局往往同时收取多种不同名目的捐输和捐纳,由此二者愈发不易区分。捐输的复杂制度变迁并未改变其与捐纳的差异,因此准确的概念界定、严格的区分和系统的制度比较是推动捐纳与捐输研究深化的必由之路。     

生计与风水:清代湘南地区的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

湘南地区毗邻赣、粤、桂三省,地理位置特殊,是一个复杂的地理单元。及至清代,湘南地区已是湖南省乃至全国铜、铅、银等矿业生产的主要区域。长达数百年的矿产开采与冶炼,促进了地方社会的经济发展,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深远影响。由此,湘南官绅民各界对矿业开发引发的环境问题亦有因应,“坑冶十害论”和“九嶷山封禁案”即为其集中体现。开矿采砂本为解决贫民生计而采取的措施,但因破坏风水、污染水土等一系列影响环境的后果,以致出现开矿与禁矿之争,使得湘南地区矿业开发一度出现波折。这两例个案亦折射出在“重本抑末”的传统社会中地方官绅士民在生计与风水之间的离合关系。地方社会以保护风水为由严禁矿冶,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恶化,不过,其在环保方面发挥的作用也不宜被高估。     

玉林清代民居的保护与再利用策略初探--以庞村古建筑群146号(将军第)为例

一庞村古建筑群建成背景庞村古建筑群位于广西玉林市兴业城东,是“蓝靛大王”梁标文(字纯庵,号玉英,1741~1801)及其儿孙相继营造的家族传统村落。村落整体布局整齐紧凑,朝向一-致,向南偏东,相邻建筑间或有狭巷,或共墙而筑。最早建设的是乾隆四十一年建成的161号(两进三开间),而后是159号、160号(三进五开间),随着他的子女分家,陆续建了各房私宅,逐渐发展至村落规模。     

清代两淮盐场的灶户保甲及其与州县保甲之别

清代保甲制度在盐务系统的推行,强化了对基层灶户的监控,重在源头上稽查和告发私盐.文章重点考察两淮盐场保甲制的产生与实施、内容与特点,以及与州县民户保甲的区别,揭示灶户保甲在清代的适应性生成和演化的问题.一方面,食盐国家"专卖"体制,决定了灶户保甲的"专制"主义特色,组织化的保甲制与火伏制,共同构成盐务系统的基层治安网络.另一方面,灶户保甲的废弛,折射了保甲制"集体性惩罚"的悖论,"厉而不严",实质是社会衰败在盐务系统的突出表现与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