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研究》创刊

<正>为助推苏区史、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与交流,并为原苏区的振兴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的专业学术期刊《苏区研究》(国内统一刊号CN36—1341/C,双月刊),将于2015年上半年创刊并公开发行。该刊坚持唯物史观,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和踏实严谨的文风,倡导整体的、开放的历史眼光和创新的学术观念,注重从更大的空间和更长的时段考察苏区历史,反映苏区历史及与之相关的前沿研究与最     

对国内拉美史研究现状的几点想法

史学的发展需要不断地进行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和调整发展的思路与方向。这种反思不但是一门学科不断走向成熟和具有生命力的体现,而且是该学科的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表现。中国的拉丁美洲历史研究迄今已走过了百年的风雨历程,但其真正的发展却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的,并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出现了短暂的兴盛局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9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史这门年轻的学科却明显地出现了萎缩现象,陷入了困境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已有的拉美史研究究竟存在着哪些问题?与国外同行相比存在着哪些差距?中国的拉丁美洲历史研究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实现全面复兴?这些不仅仅是这门年轻的学科本身所必须思索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和拉丁美洲各国一样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现实历史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有鉴于此,本刊特邀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王晓德教授主持了本期“问题与出路: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的反思”笔谈,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拉丁美洲史研究专家,就上述问题各自阐述了其真知灼见,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对话和交流。这组文章能否对改变目前中国的拉丁美洲史研究的状况有所裨益,我们将俟诸读者的评析。     

北凉统治与高昌佛教

北凉政权在统治河西时期,已在高昌设郡进行统治.至沮渠蒙逊之子沮渠无讳、安周时,高昌变成了北凉政权的统治中心.北凉统治高昌,前后仅有十八年(443-460年),但对高昌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已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这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谨就北凉残部西迁高昌的过程及其对高昌佛教发展等问题略作述论.     

迟到的贡献——《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中文译本初读札记

世界名着《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的中文译本终於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2007年出版了。这是译者张锡彤、张广达两位前辈对中国西域历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不过这个贡献却迟到了多年才得以与中国学术界见面。[第一段]     

战后日本的新中国研究

本文以战后至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日本学术界对于新中国的研究史为研究对象,以日本学术界对新中国政治体制、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考察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为线索,分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的研究概要。以此,试图分析战后日本学术界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的方式、理论。     

左江岩画的发现与调查

左江,又称丽水,是贯穿广西西南部的一条河流。在左江及其支流明江、平而河沿岸及其附近的峰林断崖峭璧上,保存着许多珍贵的古代文化遗迹——岩画。这些发现岩画的山被群众称为“画山”,因“画”与“花”音相近,故讹为“花山”。又有称为“仙人山”“人影山”“仙岩”“鬼影山”“红山”等名称的,也部与古代岩画有关。迄今为止,在左江流域已经发现岩画地点80余处,如此丰富的古代岩画,堪称广西古代岩画之渊薮,学术界通称之为“左江岩画”或“生江岩画群”。     

百年研究回望

从20世纪初期,云冈石窟重新走进学者及人们的视线以来,国内外石窟寺考古及美术史、宗教史、文化史等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使云冈石窟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日益提高,越来越受到关注。[第一段]     

偃师商城之宫城即桐宫说

史籍记载：商汤“剪伐夏祀”,“设都于禹之绩”,“作宫邑于下洛之阳。”汤灭夏而兴建的这座新都即考古发现的偃师商城。这座商早期城址乃古毫之一,汉以来学者习称之为西毫。自偃师商城发现以来,学术界有言其为桐宫者。笔者认为,桐宫之说确有其据。但桐宫却不能概指偃师商城,因为桐宫应仅系偃师商城的宫城。本文主要依据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申述偃师商城之宫城即桐宫的五点理由。     

东西两犬丘与秦人入陇

固然先秦时期以“犬丘”作地名的就有好几个,但关系到周、秦最密切接触的,只有其中两个,这就是陕西的“犬丘”和甘肃的“西犬丘”。东西两“犬丘”,隐含着秦人发迹时一段最重要的历史。而目前学术界对此认识形同参商,更有辨析的必要。     

与王世襄先生的一段文字缘

正人与人的缘分说不清。我当年在光明日报社工作时,因为工作之便,与一些文化老人结下文字之缘,其中就有王世襄先生。今年是王世襄先生百年诞辰,谨以此文作为纪念。那是2002年春,中国社科院的周林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他一个朋友是王世襄先生的学生,受王先生之托,想找个人给他写篇文章,是关于上世纪80年代王先生与文物出版社的一段公案。我曾于上世纪90年代,因为工作关系,加上某种机缘,写过几篇文坛官司的文章。这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