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制骨实验研究——兼论大辛庄遗址制骨工艺

古代制骨工艺研究是理解骨器产品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基础,制骨实验可为制骨工艺研究提供最为直接的证据和比较材料。本研究采用实验的方法对石刀、蚌刀（镰）、铜刀、铜刀锯、铜锯等工具截取、加工骨料的痕迹进行区分,并对各种工具的截取、加工骨料的效率进行对比,以期为考古遗址中的制骨工艺研究提供直接的对比材料。以此为基础,将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骨料与骨器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不同工具作用于骨骼后留下的痕迹存在明显区别,各类加工工具中铜锯的加工效率明显高于其他工具;种种迹象表明,大辛庄遗址骨器加工的工具应为青铜工具,加工痕迹与铜刀锯最为接近,这与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所用工具和工艺存在明显区别。     

浅析商代玉文化内涵——以妇好墓为例

商代作为王朝国家,继承了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发展,商代晚期手工业发展,玉器种类增多,制作工艺更为精湛,玉文化较为繁荣,是王权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妇好墓是商代后期墓葬的典型代表,对其出土玉器进行探析,讨论商代后期玉器象征神权与王权的文化内涵,得出商代后期巫术观念渐淡,玉器的神秘色彩逐渐减弱,王权象征的内涵不断增强。商代玉器的发展为周王朝借助玉器规范行为举止的礼玉制度奠定了基础,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陕西子洲出土商代青铜容器铸造工艺观察分析

2010年11月,陕西省子洲县裴家湾镇关王岔村出土了6件青铜容器,包括尊、瓿、盘、觚、鼎、提梁卣各1件。本文通过对铜器上遗留的工艺痕迹进行肉眼观察,对铜器的铸型设计、芯撑情况、浇注位置等铸造工艺环节以及铸后加工的细节进行了初步的判断和复原,指出该批铜器的铸造工艺与安阳出土的殷墟前期同类器物基本相同,这一结果对认识和揭示这批青铜器的学术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浙江临安余村五代墓发掘报告

2001年9月浙江省临安市文物馆组织清理了一座唐五代时期墓葬。墓葬平面略呈船形,为多耳室、多壁龛的券顶砖室石门单室墓。随葬器物以越窑青瓷器为主,有少量的银器和铜钱。墓葬年代早于临安青柯五代墓、晚于临安晚唐钱宽水丘氏夫妇墓。墓主人应为五代钱氏王室成员或功臣,很有可能为钱镠第二子钱元玑墓。该墓的发现为研究五代十国时期墓葬形制、越窑瓷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玉鸟来仪--商代鸟形玉饰赏析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有,“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曰方出,皆载于鸟。”三足鸟载着太阳升起和降落,鸟对于崇拜太阳的东夷族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有:“殷契,母曰简狄……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鸟是商代祖先崇拜的重要对象。     

绚丽华贵——话黑漆描金器

中国的用漆历史悠久,早在六七千年前,我国的先民便开始制作并使用漆器了。考古发现最早的漆器是一个木胎朱漆碗,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第三文化层中,这时期的漆器如同孩童般,工艺稚嫩,颜色单一。历经历史的洗礼后,漆器不断成熟、发展出更多技法、色彩、器型。到了清代,漆器的品种已有色漆、描金器、描漆与描油、描金彩漆、填漆、戗金彩漆、识文描金、嵌螺钿、百宝嵌、雕漆等多种。     

“湖南出土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青铜器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召开

由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丛书编撰会和湖南省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湖南出土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青铜器学术研讨会"经过近一年的筹备,于 2007 年 10 月 27 日在湖南长沙召开,会议为期 3 天。     

宋钱版别研究珍贵史料——读叶适《淮西论铁钱五事状》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学者称水心先生,浙江永嘉（今浙江温州）人,为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是与朱熹的道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并列为南宋三大学派的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南宋淳熙五年（1178）,叶适以进士第二名及第,后历任吏部员外郎、吏部侍郎、江东安抚使兼沿江制置使等职,官至宝文阁学士、光禄大夫。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优势、挑战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12月16—17日,由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华侨华人研究:优势、挑战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大楼C105会议室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侨联、中国社科院、华中师范大学、华侨大学、上海社科院、广西社科院、浙江师范大学、空军指挥学院等13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与学者们济济一堂,探讨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分析研究现状并展望研究前景。大会首先由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主任周南京教授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优势、挑战和展望三个方面致开幕词。研讨会正式…     

近代战争与新式交通发展:以浙江抗日战争为中心

战前浙江新式交通建设出现较快发展,浙赣线是省营铁路的样板,公路建设则成为全国的模范省。交通作为战争的一个基本要素,抗日战争中浙江战场基本上是围绕交通线展开的,期间铁路几乎全毁、公路毁坏达4/5。但抗日战争也促进了浙江交通现代化发展。一是把交通建设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二是把交通现代化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推到了空前的高度。但这是浙江人民在反侵略的大背景下,在政府的优先发展策略下,集中全社会力量发展形成的。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现代化正常发展的轨迹,使浙江交通现代化建设延误了约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