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质文物的化学保护

风化问题一直是户外砖石文物保护工作中的最大难题。本文作者结合在故宫博物院十多年间对石质文物防风化的保护研究工作,指出对石质文物产生破坏的主要原因是水的渗入,同时介绍了世界上较先进的化学防水方法,强调了这些防风化方法操作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并且论及了故宫对于石质文物防风化加固材料的开发。     

基于数理分析的新疆14个地州市旅游流时空分布格局特征分析

本文运用地理集中指数（G）、客流流向率（F）进行现状分析,分析讨论“十四五”期间新疆各地州市旅游流结构差异发现,2010—2019年新疆14个地州市的旅游流流量全部呈现增长趋势。空间上：入疆游客倾向于选择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哈密市、伊犁州、阿勒泰地区、博州、克州等地州市。时间上：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巴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等地州市游客旅游时间分散。用灰色GM(1,1)预测模型建模,预测分析“十四五”期间新疆各地州市旅游流时空分布结构特征,得出5种趋势类型：第一种是以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巴州、克州为代表的全年缓和发展趋势型;第二种是以吐鲁番市、伊犁州、博州、塔城地区、阿克苏地区为代表的季节性发展趋势型;第三种是以哈密市为代表的年际平稳发展趋势型;第四种是以阿勒泰地区为代表的年际旺发展趋势类型;第五种是以喀什地区、和田地区为代表的平稳旺季发展趋势型。希望研究结果可以有助于“十四五”期间新疆各地州市细化旅游发展规划,进一步推动旅游兴疆战略的落地实施。     

滩田开发与界域纠纷——清至民国时期苏皖老子山划界问题案例分析

受洪泽湖修建坝闸、湖水潴蓄等因素的影响,至迟到明代,今苏皖二省边界的老子山及其邻近地域空间格局大抵成形。咸丰年间黄河北徙后,老子山东部滩田涸出,随着土地整治和开发的深入,也隐含了边界两侧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清河(淮阴)、盱眙两县围绕滩田划界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拉锯战,争端的核心在于如何分配边界附近丰富的土地资源,久拖不决则与中央对省界纠纷事务的处理能力不足有关。界域纠纷反映出中国古代传统“山川形便”“犬牙交错”划界原则在山川演变导致滩田等利益变化情境下,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雨水回用各环节分析和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

对于建筑活动的实际消耗能源较大,由于能源的过度消耗将会对环境产生较为不利的影响。而目前为了能够更好的贯穿当前国家经济政策与实际的资源节约工作,从实际的要求来对环境都进行更好的保护,当前发展绿色建筑工作迫在眉睫。所以在实际的城市建设过程中应当完成充分对项目资源都进行更好的管理,使得环境条件都要进行全面的保护。而在具体的开展过程中应当对市政的排水条件、水资源状况和气候特点等都进行更好的研究,在此过程中应当全面的提升水资源的实际使用效果,更好的让其能够符合具体的发展需求,有效提升水资源的利用率。从多个角度入手来完成对相关水资源的合理使用,更好的满足其具体的发展需求。     

绅士的分裂:咸同之际山东乡绅刘德培的抗官之路

淄川绅士刘德培在咸同之际的抗官行动经历了从个人挑战到不断联合与吸纳当地绅士的过程。尽管性格中"好趋小利"的一面为一些绅士所不齿,其在"尚义"意识作用下的为民争利之举又能博得不少绅士的同情。1861年淄川四乡团练的兴起不但造成了"官弱民强"的社会氛围,还为刘德培等人的抗官行动提供了合法工具,从而对官府的利益和权威构成了严重威胁。借助信和团的力量,刘德培等人在乡村中攫取资源并积极增强自身影响力,在征税与司法方面均形成与官府强势竞争的局面。在成功地入城并压制了城内绅士的敌意后,刘德培等信和团领袖成为淄川城乡的实际控制者,而对博山团练首领的杀戮使得信和团完成了从团练到"团匪"、从"国家的朋友"到"国家的敌人"的转变。"刘德培事件"中多达二十余位绅士参与抗官,且不乏同情者,这反映出咸同之际官府权威严重削弱和清廷团练战略所激发的地方主义倾向共同导致了绅士阶层的分裂。     

建国初期闵行镇归属问题研究

明代中后期,闵行镇凭借其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繁荣的棉花种植业,成为上海县重要的商业市镇。近代以来,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闵行镇与上海城区间经济联系不断密切,政治地位也日趋重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政策与华东沿海地区的战略地位,使得民国时期奠定重工业基础的闵行镇备受各方重视。在国家政策、经济体制、地方利益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闵行镇最终由江苏省上海县划归上海市。     

明显陵与湖广政区的演变

明显陵是嘉靖帝在湖广为其父母修建的陵墓。因显陵的肇建与扩建,承天府、兴都留守司、荆西道相继设立,显陵所在的监察区也得以改变。显陵政区及其相关都司卫所的变更过程,亦是显陵地区逐步脱离旧有政区层级,建立以显陵为核心的新政区层级的过程。相较于汉代迁移人口因陵设县,明王朝偏重于调整各级政区及其相关都司卫所的组合方式,以保障统治重地的物资人力供应和附近军民的集中统一管理。而明王朝以某地为中心进行一系列政区的变更,很有可能预示着某一区域内的统治重心发生了改变。     

清季中央对外省的财政清查

宣统年间，清廷实行中央财政集权，制定了强行核查外省财政的政策，通过向各省派遣财政监理官和设立清理财政局，全面清查外销、陋规等匿报之款。外省督抚司道面对强力核查的压力，由抵触敷衍逐步趋向奉令配合。监理官在克服各种阻力后，督责各省限时清查，全面上报。大规模清查的结果显示，各省隐匿之款绝大部分上报，财政总量大大超过以往。清查财政的行动虽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持续效果却受到各种制度改革缺陷的影响，近代预算制度的建立尚须经受各种考验。     

元代湖广行省溪洞地理环境下的蛮夷官制

元朝在湖广行省的西部(今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部分地区)设置15个特殊政区安抚司,通过安抚司对溪洞民族群落进行招抚,对归附的溪洞寨落进行民族群落与地域结合的整合,设置为民族群落地方基层组织"蛮夷官",允其继续统领溪洞民族群落,归属于15个安抚司统辖,形成安抚司——夷官管理体系。这是一种以地域与民族群落混合的管理模式,是元代创设的民族群落与地域结合的民族群落地方基层组织,元朝从而实现了对历代王朝未能深入的溪洞地区少数民族群落的控制和管理。     

禅让行事官小考

禅让是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基本模式之一,禅让仪式也是古代最隆重的仪式之一,众多官僚参与其中。这之中,以奉送玺绶的行事官最为重要。汉魏禅让以御史大夫奉送玺绶,源自此前曹氏父子受封魏公、魏王时以御史大夫行事,目的除崇重禅让仪式外,亦象征着旧汉官僚向魏朝皇帝臣服。魏晋禅让以"太保+太尉"组合奉送玺绶,渊源有二:太尉源于东汉皇帝即位礼仪,太保出自《尚书·顾命》。两次禅让以不同官职奉送玺绶,显示出新王朝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曹魏重法务实,西晋则较重视儒家理想政治。魏晋以下,东晋南朝禅让行事官多沿袭"太保+太尉"组合,北朝则在继承的同时出现一些新变化。和此前禅让一样,南北双方仍多以兼职行事,显示出王朝对禅让仪式表演功能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