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望阁 为“乾隆式审美”正名

符望阁是乾隆花园里最高大的建筑,其内檐装修不仅代表了乾隆朝盛期中国工艺水平的最高峰,也淋漓尽致地呈现着这位“十全老人”的审美意趣。在这里,“乾隆式审美”绝非贬义。     

清代新疆万寿宫朝贺礼与王朝国家认同塑造研究

本文依据档案和史籍记载,对清代新疆万寿宫的营建与分布、朝贺典礼仪式及其对新疆官民的一体化王朝国家认同塑造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为,新疆万寿宫,作为清朝皇帝与清王朝在新疆的具象化与景观化体现,是新疆官民感受与体验王朝国家存在的最高礼制建筑。新疆万寿宫朝贺礼,作为新疆各地惯常性的庆典仪式和新疆最具全民性和跨族群性的政治文化活动,使得新疆各族官民通过叩拜行礼的身体实践、富丽的宫殿式布局、庄严的礼仪现场和节日的娱乐活动,感受清朝皇帝与王朝国家的存在,进而形塑新疆官民对清王朝的政治认同与归属。     

《明实录》建文朝科举书写及其意涵

科举是建文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文治"的具体表现。然而,《明实录》书写的建文朝科举,既缺乏三级科举考试的正面记载,又大体上掩盖了附传传主建文年间科举中式的信息。本不属于政治敏感性问题的科举史事,因其体现了建文帝泽被天下士子的恩典、妨碍了朱棣"文治"的弘扬,遭到了《明实录》的排斥。这表明实录对建文历史的讳饰,不只限于政治敏感性问题,而是一切有利于建文帝形象的史事。值得注意的是,史官在实录编修中采用春秋笔法披露了建文朝科举的蛛丝马迹,使得相关史事并没有在"国史"话语体系中完全被湮没。这反映出史官与君主在建文历史的认识、评价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此种现象并非晚明才出现,而是明初已露端倪。     

南明隆武朝福京乡试考论

隆武帝在明清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的非常时期,为收拾人心,聚拢人才,稳定政权,抵御清兵南侵,宣布在福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开科取士.福京乡试作为隆武帝的"龙飞首科",得到君臣的高度重视.然因郑芝龙等武臣的阻挠,原定隆武二年三月的福京乡试一拖再拖,最终于是年六月才在福京天兴府举行.文章根据大量史料,考知该科乡试主考官、同考官、提调官、监临官等部分职事官之姓名爵里;录取人数则在崇祯十五年所确定的福建乡试解额105名的基础上,"特旨广额七十名",后复试黜落4名,最终选拔录取举人171名.福京乡试开科不久,隆武政权即在清军强大的攻势下覆亡,但其选拔录取的一批科举人才,却对郑成功的抗清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驿传制度:老地名的用字与古代交通 以江苏老地名为例

<正>中国古代的交通,分为水路和陆路。水路主要是排、船等,而陆路主要是步行、马及马车等。江苏经济发达,与其自古以来的良好交通有很大关系。而驿传就是古代交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中国古代政府设置的一种供一定品级的官吏往来,以及传递诏令文书的人夫车马食宿等用的交通组织。驿传制度始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我国已建立完善了驿传制度,有邮、亭、驿、置、传舍等设施。秦汉时,是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宋代,采用的是邮铺来传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     

论明代洪武永乐之际的翰林官员外转现象

明太祖废相,明成祖设内阁,都为翰林官员参与朝政提供了良机.翰林院执掌广泛,并与内阁挂钩,且翰林官员与皇室关系密切,故翰林官员群体在明代政治运行体系中非常重要,号称“玉堂神仙”.但明代亦存在外转翰林官员到地方任职的现象,明初洪武永乐之际,就有大批文翰官员被外转到地方任职,外转原因、外转职位、外转后的仕途,洪武永乐两朝外转翰林人数的不同,都存在一定规律性.翰林官员外转到地方任职,并非清代首创.     

试论傅恒对乾隆朝安定统一的历史贡献

傅恒是清乾隆朝前期的名臣,曾先后经略金川、独赞平准、远征缅甸,他以自己的精明才干,或亲赴前线,或在朝中统筹帷幄,参与乾隆朝前期维护国家安定统一的战争,并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举贤荐能,为朝廷选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文臣武将。     

别出心裁，力求新意—读杨军、王秋彬著《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

杨军与王秋彬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一书,是国内学界有关中朝关系史的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新作。该书充分发挥两位著者的学术专长,实现了多学科科际综合考察,从国际关系体系演变角度出发将中朝关系划分为3个时期,并且通过广泛征引先行研究与广泛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与见解。书中亦有文献参照范围不够充分、个别论断有失妥当,以及其他细节方面的一些失误,然而瑕不掩玉,仍为一部佳作。     

清乾隆中后期罚扣大员养廉银与其行政处分之关系探析

自古为官皆有禄,禄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在清代,从雍正朝开始,外官不仅领有俸禄,还有丰厚的养廉银.迨及乾隆中后期,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治政中频繁出现了罚扣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员养廉银的情况,这形成了乾隆朝官僚政治的一大特点.从乾隆罚扣地方大员养廉银的缘由、目的及具体运作来分析,这项措施与地方大员所受的行政处分有密切关系.即在运作中,出现了以罚扣大员养廉银代替其所受行政处分的情况,而且这种代替经历了开始、发展、减弱、制度化等过程,最后以法的形式在乾隆后期确立下来.本文对此做一粗浅分析,试图揭示乾隆时期处分制度的再调节与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