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冶萍铁路的工业遗产价值

汉冶萍铁路是东亚近代钢铁工业的生命线,是日本侵略与掠夺中国资源的运输线,是亚洲近代引进西方技术的活标本。中国应借鉴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产申遗,抢救保护汉冶萍铁路工业遗产。     

《析津志·名宦》史源考——兼考元初中书官员刘肃的官职

元末熊梦祥所撰《析津志》(现仅存辑佚本)的"名宦"部分,从木华黎到刘因等47人的记载,是从《元朝名臣事略》中辑录而得,二者之间存在史源关系。确立了史源关系后,进一步梳理其中的内容,发现《析津志》和《元朝名臣事略》对元初中书官员刘肃的官职记载亦有误,应为"左三部尚书"而非"右三部尚书"。深入考察后进一步发现,《元史·百官志》对元初左右三部设置时间的记载亦有误,应为中统二年,而非中统元年。     

忆《刑法草案（修订二稿）》的起草情况

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这是新中国出台的第一部刑法。这部刑法虽然是以1963年中央政治局审查过的《刑法草案》第33稿为基础的，但1979年陶希晋主持起草、修订的《刑法草案（修订二稿）》对刑法的制定与完善也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我作为参加《刑法草案（修订二稿）》的工作人员，且当时给陶希晋担任秘书，对《刑法草案（修订二稿）》的起草、修订情况有一些了解。     

路政与河政的纠葛：以郑州黄河铁路大桥为中心（1903—1937）

清末郑州黄河铁路大桥的兴建,引发了黄河下游铁路与河防的冲突。黄河的河道、堤防、两岸地质特征,促使铁桥规划避开了下游开封河段,选址郑州。黄河铁桥的工程设计缺陷,更使得路政与河政之间的矛盾激化。铁桥上游北岸的堤防与抛石护墩问题,成为铁路部门与河务部门的冲突焦点。在黄河铁桥兴建、维护中,双方经历了从对峙到合作,从独行到共商的历史过程,初步建立起河防与路政兼顾的合作模式。铁桥工程引发的路政与河政纠葛,蕴含着新旧思想、技术、中西文化、中央与地方的多重冲突,映射出黄河治理的传统要务与近代中国交通革新及维新图强的演变轨迹。     

《广西动员百万协筑湘黔铁路桂段工程纪实》评析

桂越国际铁路交通线在抗战时期紧急修筑,这条新的战争生命线的开辟,支持了中国的持久抗战,引发了桂南战役和桂柳战役。《广西动员百万协筑湘黔铁路桂段工程纪实》详细记载了其修筑的过程及其相关的内幕,是研究抗战史和铁路交通史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大量原始资料的运用和对民众抗战力量的重点表现,使其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     

中东铁路上的小城风云

从满洲里出发,中东铁路经过博克图之后便进入大兴安岭腹地。博克图,蒙语意为“有鹿的地方”,它是大兴安岭通往松嫩平原的咽喉要道,在沙俄和伪满时期一直是重军把守的战略要塞,曾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战争。     

利用档案资料研究地方史和地方志

<正>利用档案资料研究地方史和地方志,可使其研究成果更准确,研究方法更便捷。档案分历史档案、文书档案、专业档案等等。近年来比较重视口碑档案的采集和整理工作,即把历代没有文字记载口口相传的历史事件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通过加工整理传承下去。在我们绥芬河的地方史中就存在着这种情况。     

天堑与通途:清末民初铁路与天津城市空间探析

清末民初在天津城市空间从传统的城厢向四乡拓展时,铁路的引入使该过程变得更为复杂剧烈。对于城市空间而言,铁路带来的变化并不能完全用商贸繁荣程度来衡量。东站在带来巨大的商贸利益的同时也阻断了沈王郭旺诸村居民的市内交通,使铁路两侧迥然不同,形成一块特殊的隔离区。西站的建立并没有使当地传统的商业中转中心复兴,反而因联运使得当地商业利益受到冲击。而不同城区居民也通过各自方式应对铁路带来的变化。沈王郭旺诸村居民通过呼吁政府修筑地道的方式将铁路带来的隔离效果略为降低。而西站附近居民通过疏通西站的方式使其没有彻底贯彻联运,保障了本地的商业垄断利益。     

中东铁路的修筑对满洲里的影响

满洲里原是游牧地区,随着沙皇中东铁路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建成后定名满洲里。随着铁路的修建,大批俄国人来华工作,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人涌入中国,这些俄国侨民把俄罗斯文化引入满洲里。     

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华北植棉业

宋元之际棉花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得到了初步发展,逐渐替代桑蚕业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在明清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由于棉种的改良与推广,国内近代机器纱厂的勃兴和华北日益加深的农业危机,尤其是华北近代铁路网的兴建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华北地区植棉业迅速发展,棉田面积与原棉产量大幅度增加,并出现了专业化生产的趋势,一些棉花生产专业区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