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四洋”航路的史前基础

环中国海古代分域发展的“四洋”航路,构成海洋全球化之前东亚海洋文化的传统格局。新石器时代夷、越先民,初创了从黄海之滨到南海北岸的原始海洋文化与初期航海实践,从近岸陆岛穿梭到远海、远洋逐岛梯航,见证于丰富的史前、上古沿海考古发现。夷、越土著先民多区系的原始海洋文化,是汉唐以来“四海”“四洋”分域航路发展的史前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海上丝绸之路”著称的中国古代航海与航路,并不是“丝绸之路”在内亚大陆“衰落”“堵塞”后的地理“转移”与陆海“变迁”的被动结果,而是环中国海海洋土著先民固有文化传统的延续。     

三洋能源（苏州）有限公司

该公司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太湖之滨——吴中区胥口镇。公司于2000年10月30日成立,是由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三洋电机株式会社、三洋电机（中国）有限公司、三洋能源（新加坡）有限公司、三洋能源南淡株式会社等五方合作投资的合资企业。公司设立初期,注册资本为1500万美元,总投资额为2998万美元。     

银元主币流通与上海洋厘行市的更替

墨西哥鹰洋成为近代中国流通最广的银元主币,历时长达60余年之久。1914年后开铸的袁世凯像新币,逐渐取代鹰洋成为流通中的主币。上海钱业公所和其后的上海钱业公会深谙流通中主币的消长变化态势,审时度势,先后于1915年和1919年取消龙洋和鹰洋行市。鹰洋行市的取消进一步促使国币通行成为主币,使货币兑换市场逐步走向统一,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同时也为废两改元准备了条件,促进了近代货币统一化进程。     

同文馆与晚清留英教育

晚清留英教育在船政学生留英之前已经开始,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就派遣了同文馆学生赴欧洲游学。之后,历届驻英公使都带有同文馆学生充任使馆随员或翻译学生,在处理外交及使馆事务之外,这些同文馆学生还负有学习的任务,可以入英国学校学习。19世纪90年代总理衙门还制订章程,派遣了两次同文馆留英生。20世纪初,京师同文馆归并京师大学堂改称译学馆后,再次派遣学生赴英留学。同文馆学生留英在整个晚清虽然不多,但也自成一系,是晚清留英教育中重要的一支。     

浅析《游学译编》之教育思想

《游学译编》是留日学生以省为单位创办的第一份刊物,影响较大。其中刊载了较多有关教育类的文章,研究这些文章,能够更好地了解当时该刊对教育的思想主张及其对近代社会的影响。     

文成公主与西藏

在西藏,有两件事最叫我吃惊,一件是西藏最著名的古典抒情诗人仓洋嘉措的名作在西藏几乎家喻户晓,人人会唱,成了最流行的传统民歌,实在很难分清哪首是他的创作的,哪首是他改写或记录的民歌了。还有一件就是文成公主的传说在西藏流传之广也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在拉萨、日喀则和山南等地最大的寺庙中,都有文成公主和松赞干部神像,是作为主要的神佛供奉的。     

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自甲午至抗战前夕,汉译日书数量一直处于各语种译书之领先地位。晚清之际,这一领先地位居于压倒性优势。民国初期,受国家政局的影响,出版业整体衰落,汉译日书事业亦大大退步。五四时期杂志繁荣而图书冷淡。战前十年堪称民国出版业的“黄金十年”,也是日书汉译的鼎盛时期。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翻译日书一直存有某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认为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因经过“去粗取精”的中间环节,可以“力省效速”;另一方面,又觉得西方文化被日本人“咀嚼”过后,难免掺和着日本文化的“唾沫”,难得西方文化的“本相”和“真传”。清末之际,尚处“蒙昧”状态和急于求成的中国人大多怀着前一种心态;五四以后,已被初步“启蒙”的中国人渐渐倾向后一种心态。在前一种心态下,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译西书不如译东书”。在后一种心态下,留学西洋与留学东洋有“镀金”与“镀银”之分;转译东书远不如径译西书。     

中国古代佛经的来源及其翻译

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发展,是和佛经的传入、翻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佛经的传入和翻译始于汉代,南北朝时达到高峰,并一直持续到唐宋而不衰。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入并翻译出了煌煌5000多卷的佛经,对古老中国的传统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所论即为此一历史过程中的某些片断,以便使人们对这早已过去的化盛况有所认识和了解。     

张之洞聘任洋员探析

作为晚清继李鸿章之后最重要、成效最卓著的洋务首领,张之洞通过多种途径聘请了众多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军事、文化知识的外籍人员,进入其创办的实业、教育、军事等各领域,担任着各项事业的筹建、生产指导与人才培养的工作.他还在总结前人引进人才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聘用与监督机制,较好地消除了洋员揽权的现象.因此,其幕府中的洋员大多都能恪尽职守,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张之洞的功业,也使其经营的事业显现出更多的先进性和时代特色.     

汉译蒙过程中的不可译性及其解决方式

本文以现代语言学为着眼点,探讨汉译蒙过程中存在的语言与文化的不可译性,阐明在汉语原文向蒙古语译文转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变异和损耗现象,并提出了处理不可译因素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