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多学科储备参透近代中国金融——王红曼《中国近代金融法制史研究》评介

<正>一王红曼是厦门大学毕业的优秀博士生,获得的是历史学博士,但她的知识积累却是多学科的。她曾先后在厦门大学金融学和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科研工作,跨越了历史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因此,她的视野开阔,对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参透也是很深刻的。王红曼博士自硕士研究生阶段起便选定金融史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并集中关注近代中国西南地区的金融     

动态创新拓展——中国法制史课程“721教学改革方案”的探索

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体系改革虽然近年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法学教学改革的系统工程中,仍属"滞后"。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推进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改革,建立一套静、动结合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从而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法学专业应用型、复合型的新一代人才。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契约文书研究会的30年

或因时间上距今稍近的缘故,明清时期的契约文书在各地都有遗存,特别是关于徽州、福建地区的文书更有大量收藏。由于契约本身所具有的地方性和民间性,其对基层社会诸侧面以及区域社会的研究、国家对地方控制的认识等方面的价值已经充分地显现出来,并取得了人们的共识,贯穿于研究之中。为了拓宽研究视野,开拓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敦厚研究学风,我们特从契约文书这一特殊的文献形式入手,就其与明清时期史学研究相关联的诸方面推出一组笔谈。希望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     

新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新探索——读《新时期法制建设进程》

<正>新中国法制史研究"无疑是21世纪中国法制史一个亟待开拓的研究领域",受到学界的关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张金才所著的《新时期法制建设进程》一书,便是对新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一次新探索,旨在"充分展示新时期法治建设的辉煌成就,全面总结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在笔者看来,该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我国法制史研究对象的范围问题研究

中国法制史是我国法学教育中必须安排学习的科目,这一科目具有相当丰富的内容,但是对于中国法制史所教育的对象是什么还存在着一些争议,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应当看到,中国法制史所关注的不应当仅限于法律相关的制度问题,还应当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同时,中国法制史也不是一个单独的学科,而是与其他学科,比如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学史有一定的交叉和联系,为了更好的理解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对象,还应该对中国法律思想史和中国法学史进行必要的研究和关注。     

徐忠明 从古代冤案中找到现代良药

他说,古代司法理念的一个核心价值是同情“人世间事,最屈枉不过的,就是冤狱。”徐忠明在新书《谁是真凶:清代命案的政治法律分析》中,引用清代著名冤狱春阿氏案中的一句话,表达自己对冤案的态度。2015年1月5日,震动全国的内蒙古呼格案的真凶赵志红开始接受庭审,就在20多天前,内蒙古高院再审判决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历经18年的苦痛后,呼格的家人终于等到了迟来的公正。     

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研究

刑讯作为中国古代断狱的一种手段,因其产生甚早,流传久远,而为中国法制史研究者所关注。然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笔者意欲从刑讯制度的产生及其沿革入手,进而探寻刑讯制度产生的原因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以期对该制度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刑讯者,讯问狱囚以刑求之之谓。”也     

12—13世纪英国法律制度的革命性变化

建立在习惯法和判例法基础之上的英国法律制度素以历史的连续性和渐进性而称于世。一部干余年的英国法制史,就像一条波澜不惊的长河,和缓而平稳地向前流淌。即使在国内发生动乱、内战或革命的非常时期,也未出现大起大落的剧烈变化。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流速和流量”都是相同的。回顾历史,有几个时期的发展变化是特别重大的,     

《大律师张思之》

87岁,他仍走在最危险的政治刑事案件刀锋上;站在法律精神的前台,把自己当作一本活法制史启示后来者。贯穿其一生的苦难与风骨,将他放在了“中国律师良心”的天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