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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绅士刘德培在咸同之际的抗官行动经历了从个人挑战到不断联合与吸纳当地绅士的过程。尽管性格中"好趋小利"的一面为一些绅士所不齿,其在"尚义"意识作用下的为民争利之举又能博得不少绅士的同情。1861年淄川四乡团练的兴起不但造成了"官弱民强"的社会氛围,还为刘德培等人的抗官行动提供了合法工具,从而对官府的利益和权威构成了严重威胁。借助信和团的力量,刘德培等人在乡村中攫取资源并积极增强自身影响力,在征税与司法方面均形成与官府强势竞争的局面。在成功地入城并压制了城内绅士的敌意后,刘德培等信和团领袖成为淄川城乡的实际控制者,而对博山团练首领的杀戮使得信和团完成了从团练到"团匪"、从"国家的朋友"到"国家的敌人"的转变。"刘德培事件"中多达二十余位绅士参与抗官,且不乏同情者,这反映出咸同之际官府权威严重削弱和清廷团练战略所激发的地方主义倾向共同导致了绅士阶层的分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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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年间,清廷实行中央财政集权,制定了强行核查外省财政的政策,通过向各省派遣财政监理官和设立清理财政局,全面清查外销、陋规等匿报之款。外省督抚司道面对强力核查的压力,由抵触敷衍逐步趋向奉令配合。监理官在克服各种阻力后,督责各省限时清查,全面上报。大规模清查的结果显示,各省隐匿之款绝大部分上报,财政总量大大超过以往。清查财政的行动虽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持续效果却受到各种制度改革缺陷的影响,近代预算制度的建立尚须经受各种考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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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1):46-58
元朝在湖广行省的西部(今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部分地区)设置15个特殊政区安抚司,通过安抚司对溪洞民族群落进行招抚,对归附的溪洞寨落进行民族群落与地域结合的整合,设置为民族群落地方基层组织"蛮夷官",允其继续统领溪洞民族群落,归属于15个安抚司统辖,形成安抚司——夷官管理体系。这是一种以地域与民族群落混合的管理模式,是元代创设的民族群落与地域结合的民族群落地方基层组织,元朝从而实现了对历代王朝未能深入的溪洞地区少数民族群落的控制和管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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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是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基本模式之一,禅让仪式也是古代最隆重的仪式之一,众多官僚参与其中。这之中,以奉送玺绶的行事官最为重要。汉魏禅让以御史大夫奉送玺绶,源自此前曹氏父子受封魏公、魏王时以御史大夫行事,目的除崇重禅让仪式外,亦象征着旧汉官僚向魏朝皇帝臣服。魏晋禅让以"太保+太尉"组合奉送玺绶,渊源有二:太尉源于东汉皇帝即位礼仪,太保出自《尚书·顾命》。两次禅让以不同官职奉送玺绶,显示出新王朝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曹魏重法务实,西晋则较重视儒家理想政治。魏晋以下,东晋南朝禅让行事官多沿袭"太保+太尉"组合,北朝则在继承的同时出现一些新变化。和此前禅让一样,南北双方仍多以兼职行事,显示出王朝对禅让仪式表演功能的重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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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之世,定有非凡之人。唐太宗李世民执政23年,之所以被誉为"贞观之治",就是因为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当仁不让作顶层总设计师,锐意改革,堵疏废立结合,平抑皇族宗室及门阀豪强既得利益阶层,打开庶族和寒士上升通道。此改革打破阶层固化,让社会各阶层人凭能力上下充分流动,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循环,极大激发全民创造力,成就大唐盛世梦。一、消藩降爵减俸,平抑皇族宗室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面对贫富严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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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洛阳文物收藏学会收藏有一件传世的西汉有铭铜鼎,未见著录。此鼎为敛口,扁圆形深腹,腹上部有微向外撇的长方形双耳,腹部下收成圜底,三蹄形短足。盖隆起呈弧形,上有三环形纽,纽上有乳状突起。腹部饰粗弦纹一周。此鼎铸造工整,通体布满深绿色锈,间以土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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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續》載《米巫祭酒張普題字》全文,宋洪适對碑文作了綜述,云:"此碑有天師道法及祭酒、鬼兵字,而云受《■經》十二卷,蓋諸張妖黨指傳授之約,頗合史氏所載。"本文對"張普題字"以及該碑所在地作了分析。傳授之約或是祭酒向初入教的道徒傳授道家關於宇宙原始以及長生之道的基本觀念。此碑實是現存罕見的爲後人留下史籍未備的五斗米道入道儀式記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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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市博物馆藏辽代"女真鹿官户太保印",印文"太保"二字篆刻铸造工艺比较粗陋,以致于存在缺笔现象很容易造成误读。根据馆藏该方铜印材质规格和篆刻铸造工艺,推测是地方低级别官员。"女真鹿官户太保"与《辽史》中记载的"监鹿详稳司"、"监养鹿官"、"鹿人"属于同一管理机构系统。该印铸造时间应是在辽兴宗耶律宗真之前,而且在辽东山地地区发现该印,推测应与辽代部分女真人南迁有一定联系。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