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传统园林理水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实例的方式着重对中西方传统园林的理水形态以及手法进行阐述,进一步分析了理水的演变规律及造成差异性的本质。希望现代园林在继承中国传统园林理水的同时,学习西方理水中的科学方法,加入时代特色,能够对我国当代园林理水的营造起一定的启示作用。     

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认识与评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为了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题,近年来,海外学者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执政理念、执政策略、执政战略等维度剖析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智慧: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坚持立足国情,选择适合中国的执政策略;坚持继承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借鉴他国优秀文明成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依法治国;等等.系统研究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把握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关切点,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奇迹"的奥秘.     

尊君、改制与"实理公法"的初创——以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的世界观形塑为中心

随着19世纪末期思想与时势的密切互动,康有为在《教学通义》《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述当中,通过对传统经学与西方学说的"创造性诠释",初步实现了他对于心目中新世界观的形塑.这一新世界观的核心内容有三:第一,在新的政治制度设计当中,凸显对于君权与大一统的尊崇;第二,在新的知识谱系与道德关系当中,以平等与人道的原则,建构以几何知识为框架的"实理公法";第三,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重塑孔子"托古改制"的"素王"形象,进而推动儒学在殖民时代的自我转化与全球扩张.这一奠基于"实理公法"之上的新世界观形塑,意味着康有为开始尝试以一种倾向于客观知识与外部制度的"普遍性",取代传统儒家世界观重视内在德性的"普遍性".     

北宋政治的得失与“儒术治国”的尴尬

北宋堪称“儒术治国”的典型。这一论断的基本支撑是当时两个比较典型的历史现象：“儒术”的复振和“文人主政”。“儒术”大行其道以及整个笃信“儒术”的文人官僚队伍使得北宋政治实践中有着相当浓厚的儒家色彩。这一历史阶段的文治似乎比较成功,“文教”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创下了一个高峰。然而,整个北宋一直国势不振,国力不强,“积贫积弱”,对外奉行投降政策,最后败亡得相当悲惨。这一切使得“儒术”的历史作用显得可疑,使“儒术治国”说陷入真正的尴尬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史料价值初探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作为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雅典政治状况、原提洛同盟"盟邦"与雅典的关系以及探析民主政治的实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作者主要从平民的权利、海上霸权两个方面论述雅典民主制保持完好的原因,评述"盟邦"主权遭到雅典侵夺的历史事实,从而证明雅典民主制乃是建立在全体雅典人对非雅典人剥削、奴役基础之上的。当政者所采取种种强化民主的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雅典人的根本利益。     

一切都是为了游客 王立冬

王立冬50来岁,来到国旅已有近30年了,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王。他的工作经历丰富,分别从事过导游、外联、计调、外派办事处等工作。他为人和善,不笑不说话,一脸的慈祥。那慈祥的背后是他谦逊、严谨、高效、负责的工作精神。没吃没喝的三天在多年的迎来送往中,他有着很多难忘的经历。其中一次是1987年,他接待的一个日本女子排球代表团,一部分团员由于水土不服,半夜里闹肚子,被紧急送往医院。病人被分在4个病房,医生们听不懂日文,急等翻译。他就从一个病房,翻译完,火速跑到下     

中南海里的宪法课

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设立"国家宪法日",不仅是一个重要的仪式,此举传递的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     

抗日战争史研究与中国社会进步——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何理教授

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0周年之际。我们走访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何理教授,请他谈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进展。何理教授指出。通过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学术研究的环境日渐宽松,国内外交流日益增多,社会不断加大支持力度,抗日战争史研究从单方面介绍共产党敌后抗战和党内路线斗争到基本形成全新的全民族反侵略战争研究的学术格局。其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清代圣训与敕修皇帝的思想观念——基于《政治典训》与《清圣祖圣训》的考察

一般认为,圣训体现的是颁发谕旨的皇帝的思想与观念。康熙敕修按圣训体例选编自己谕旨的《政治典训》和雍正主持编纂的《清圣祖圣训》的差异,为考察圣训体现的是颁发谕旨皇帝还是敕修皇帝的思想观念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康熙在位时《政治典训》已形成了完善的稿本,没有颁行。雍正即位后敕令继续编纂,但最终没有颁布该书,而是依照惯例,另起炉灶,敕修《清圣祖圣训》。《政治典训》与《清圣祖圣训》均选录康熙谕旨,体例相近、类目多有相似之处,皆以宣扬康熙圣治、训谕臣民、垂范后世为目的。其差异主要是在内容上,《清圣祖圣训》收录的是雍正皇帝认同的康熙皇帝谕旨,删去了《政治典训》中与其治国理念相冲突和对自己不利的内容,能适应雍正治国的需要。不仅是《清圣祖圣训》,清代的圣训都融入了敕修皇帝的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