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改变思维

民主这个概念十分复杂。一般都说在最本原的意义上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但我们也都知道,"多数人的统治"在某些条件下恰恰就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今天我们所讲的民主,其实已经不再是民主这个词本身字面上的意思了,它     

《西域闻见录》所载伊犁至乌什之“冰岭道”考释

《西域闻见录》记载的"穆肃尔达坂"位于伊犁、乌什之间,其所代表的道路实际上仍然是指位于伊犁、阿克苏之间的"冰岭道"。椿园之所以将"冰岭道"定位于伊犁和乌什之间,主要和"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的治所位于乌什、乌什和伊犁之间的主要通道仍然要通过穆肃尔达坂这两个因素相关。     

南宋末年的公田法與道學家

賈似道行公田法是南宋末年最重要的史事之一,過去研究者皆未分析公田法倡議者、實施者的背景,尤其是思想背景。通過對相關人物的考察可知,公田法可謂賈似道利用道學門徒推行的一項事業。這説明,道學及道學家對南宋政治的影響,絶不僅僅發生在臨安朝廷,更是籠罩地方施政。在地方施政中,宋末的道學家絶非萎靡、迂緩、空虚之人,其作爲亦遠不止於教化等,更是深入到兵刑錢穀這些王朝生存的基礎,也深刻改變了南宋末年軍事財政的展開方式。     

细碎间见其统绪——洪迈《容斋随笔》之史学史识见

宋洪迈《容斋随笔》所撰千余则随笔中,包含着涉及历代史著、史家方面的讨论,内容涵盖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四个阶段。本文通过对《容斋随笔》有关史学的零散随笔进行纵向的梳理考察,并对其中重要者作深入分析,于细碎之间抽绎出洪迈学术体系中的史学识见及其思想价值之所在。借助对洪迈论史学笔记资料之二重性的运用,反思其对于认识中国史学之特质的价值。     

略论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建构

朱谦之在史学理论、历史哲学方面著述颇丰,多有建树,在移植、整合西方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生机主义史观有完全的理论体系,自成一家之言。他虽然强调史学研究中“心智因素重于物质因素”,似与唯物史观针锋相对,但细究起来,他的史学理论建构非但无法绕越唯物史观的存在,且受到唯物史观的启发,始终以唯物史观作为重要参照,从唯物史观中获取思想资源。他强调史家应承担其社会责任,史学研究应有现实关怀,应以“考今”为目的,其所论切中民国史学时弊,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秦“道”新证

秦朝确立了地方上设“道”对少数族群聚居区进行治理的制度。作为县级特殊政区的“道”,最初可能取义于政治文化引导的期望。“道”制是秦的军事扩张和郡县化过程中折中的产物。“道”除有以族属命名的方式外,也有以山川类地理实体命名的;道以下并非不设乡里,而是采取乡里机构与部落组织并存的形式。道的行政归属,在区划和民政上属于郡,在少数族群事务管理方面则属于属邦,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管理;同时,实行“道”制的地区,由中央派遣官吏和部落君长联合治理,是为中国古代民族管理政策之源头。     

拉施塔城堡镇:一处从中国引进蚕养殖业的伊朗遗迹——基于文献、地理考察和考古遗存的推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殖桑蚕并生产丝绸的国家,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曾考证,在萨珊王朝(224-651)后期,中国桑蚕养殖技术传入伊朗.本文以伊朗神话和历史文献中哈弗特瓦德之虫故事为着眼点,考察该故事的发生地凯加让的地理位置,并从考古学角度论证拉施塔城堡镇的历史遗迹和文明年代,从而将伊朗从中国引进蚕养殖业的年代提前到帕提亚王朝(前247-公元224)晚期至萨珊王朝早期,至于传播的路线,本文也作了两种推断.这一新发现和研究,对于探索中西物质文明交流具有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道路桥梁工程中防水路基面的施工技术要点分析

防水路基建设是道路桥梁建设的重点,其防水效果直接影响道路桥梁的使用寿命和过往车辆的行驶安全。详细分析了防水路基面的施工处理技术,提出了控制防水路基面施工质量的有效策略。     

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认识与评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为了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题,近年来,海外学者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执政理念、执政策略、执政战略等维度剖析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智慧: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坚持立足国情,选择适合中国的执政策略;坚持继承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借鉴他国优秀文明成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依法治国;等等.系统研究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把握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关切点,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奇迹"的奥秘.     

北宋政治的得失与“儒术治国”的尴尬

北宋堪称“儒术治国”的典型。这一论断的基本支撑是当时两个比较典型的历史现象：“儒术”的复振和“文人主政”。“儒术”大行其道以及整个笃信“儒术”的文人官僚队伍使得北宋政治实践中有着相当浓厚的儒家色彩。这一历史阶段的文治似乎比较成功,“文教”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创下了一个高峰。然而,整个北宋一直国势不振,国力不强,“积贫积弱”,对外奉行投降政策,最后败亡得相当悲惨。这一切使得“儒术”的历史作用显得可疑,使“儒术治国”说陷入真正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