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照庚子互保”：江浙战争与江苏耆绅的和平运动（1923—1924）

江浙关系与全国政局相表里,自1922年以来两省关系深受直系与“反直三角同盟”牵动。1923年沪杭成为“反直中心”后,江浙关系恶化,以苏社集团为代表的江浙耆绅主张仿照东南互保先例促成江浙和平,他们推动两省军阀签订和平公约,相当程度上延缓了战争爆发。但1924年直系战败,“反直三角同盟”主政,为此张謇等苏社诸理事促使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下野,避免了战争扩大。在此过程中张謇与苏社其他耆绅态度常不一致。这些政治运动展现出苏社集团的政治力量与江苏“绅军政权”的特质,也展现出晚清政治在北洋时期的延续性。齐燮元素与江苏耆绅关系密切,双方均以“保境安民”为要约。但江浙战争期间,军阀受派系利益求“保境”,士绅因地区利益求“安民”,军绅之间发生严重分裂。军阀无法安民,其存在的合法性亦发生动摇。     

向黄河与长江顶礼膜拜吧

如果把史前文化遗址画出来,会发现它们犹如一朵重瓣的花朵,盛开在中国大地上。花瓣是山东地区、燕辽地区、江浙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花心,是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     

《越绝书》江浙两省共有的文化遗产——兼论《越绝书》的成书年代、作者及性质

关于《越绝书》,笔者先后已发表了四篇文章①,对该书一些重大问题,诸如性质、作者、内容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近来阅读了王志邦先生发表在《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2期上的《〈越绝书〉再认识》一文后,颇受启发,觉得有必要对有些问题再谈些看法。尤其是长期以来,对于《越绝书》的归属问题,浙江方志界有些同仁总是拿它作为浙江最早的一部方志,似乎从来无人提出疑义,已成定论。可是我在多次阅读、研究这部书以后,发觉原来并非如此。实际上笔者早在《〈越绝书〉散论》一文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将这段文字抄录如下:其实只要人们在读此书时,稍事…     

中国原始工艺文化区域性特征初探

在距今10 000年左右我国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目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达7 000多处,按其分布的地域和工艺文化特征.可划分为6个大的区域.即辽河流域的燕辽工艺文化区、黄河上游的甘青工艺文化区、黄河中游的中原工艺文化区、黄河下游的山东工艺文化区、长江中游的长江中游工艺文化区和长江下游的江浙工艺文化区.     

又见春如许

我做过一个关于江浙地区 民俗风情的专题《杏花·烟雨·江南》,为此曾寻访了许多淳朴、秀美的水乡村落。这里介绍的就是一条我非常喜欢也极有特色 的路线。 古诗云：“烟花三月下扬州”,“又 见春如许”。     

分解与重构：安徽近代白话报刊中的行省意识研究

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多重因素,近代安徽存在明显的南北区域差异,皖人对省域和省属的概念认同不强。在甲午战争、清末新政、辛亥革命、路矿废约运动等政治历史事件推动下,拯救民族危机和建设现代性国家都要求安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行省出现。此时,舆论民间化加速,陈独秀等安徽新式知识分子的活动空间扩大。基于自强和自保的双重诉求,他们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安徽白话报》等一系列白话报刊。这些具备省属报刊属性的白话报刊,通过对安徽地理空间、历史人物、省属资源的介绍与描述以及与他省对比等多种方式,在分解传统的南北分裂的安徽形象基础上,试图重构一个南北一体的现代化的行省。     

元代江浙文人的串联风气和文艺创新

明季夏允彝《岳起堂稿序》曰：“唐宋之时,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其起也以多延奖,其合也或贽以献,挟笔舌权而随其後,殆有如战国纵横士之为。至国朝而操之在下,其权在能自立,其起也以同声相引重,其成也以悬书示人,     

状元冠军南方还是北方？

科举是中国的发明,状元是中国的特产,而中国的状元有着独特的南北分布不均和扎堆出产的现象,在历代王朝选拔的九百多名状元中,江浙地区抢尽了风头,为什么这里出产的人才在状元榜上可以独领风骚？     

罗马帝国的地方政府——以不列颠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罗马政府在不列颠的运作以揭示元首制时期罗马行省体系的运作机制。对总督及代理官任命之考察表明,罗马官员具有非职业性,他们生活在相对固定的晋升体系中,一生需要出任诸多不同职位,并没有为出任某个职位接受专门训练,所以无法发展出专业行政知识。此外,元首制时期官僚机构尚未增生,行省中罗马官员的数量屈指可数。这些都为地方自治开辟了空间。在某些罗马势力不易渗透的地方,地方自治政府在征服初期以藩属国的形式出现。随着时机成熟,藩属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逐渐被具有高度自治权的城市所代替。城市里的地方官员在刑事案件之审理和直接税之征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可能把行政负担转嫁到地方政府身上是罗马帝国正常运转的奥秘所在。     

历史情势、突发事件与革命动员——江浙地区辛亥革命的微观考察

辛亥革命中,武昌起义并非得到所有省区的响应,响应的地区也并非都得以成功夺取政权。其中关键因素之一,是各地革命动员程度千差万别使然。从微观层面看,在近代以来逐渐酝酿成熟的普遍革命浪潮这一历史情势下,江浙地区的革命者,准确抓住武昌起义这一突发事件所创造的有利历史契机,通过密集开会与有效决策、广泛联络已有革命队伍、策反敌阵营力量、战前动员与火线动员、妥善处理敌我两类不同矛盾、建立良好的战时后勤保障等革命动员手段或策略,并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加以灵活运用,最终得以起义成功,结束了清王朝在地方上的统治命运。对革命微观层面运作机制(如革命动员)展开细致考察,无疑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相,并完善我们对于宏观历史情势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