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汉墓随葬短环首刀研究

关中地区的两汉墓葬中常出土10～40厘米左右的短环首刀。本文对关中地区汉墓中随葬短环首刀的形制、组合、出土位置并结合墓主身份等级进行梳理,认为西汉时期随葬短环首刀以铁质为主,数量众多,应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功能或为“削”和“拍髀”;铜质短环首刀数量较少,且多出现在等级较高的墓葬中,作为墓主身份等级的象征。随着丧葬观念的变化,东汉时期随葬短环首刀以铜质居多并逐渐平民化、明器化,且不再具有身份等级象征意义,仅为一般随葬明器。     

从汉画像石看汉代民间信仰研究

通常情况下,汉代画像石主要指我国两汉时期在墓阙、墓室以及墓祠等墓葬建筑物中的一些具有装饰作用的石刻艺术品。这些石刻艺术品通常以刀代笔或用墨线勾勒或用彩色进行涂饰,进而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画面,承载着丰富的汉代文化,反映的文化内容非常广泛,如生产、神仙以及生活和灵异等方面。这些汉画像石蕴含着极为浓郁的汉代民间气息,使大量汉代时期的民风习俗得以保留,充分体现出汉代人们的神人信仰以及对动植物的信仰等。因此,文章从汉画像石分析和研究汉代民间信仰,一窥古人的智慧和思想。     

匈奴龙城考古探索与进展

作为北方草原上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也是与汉王朝有着密切关系的邻居,匈奴的文化遗存尤其都城遗址位置一直为中蒙两国考古学者所关注。《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一般认为,“茏城”即匈奴之都城,在不同文献中也写为“龙城”或“龙庭”,后来多用“龙城”一词。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相关考古材料,关于龙城的研究都只能停留在依据文献作出的各种推测上。近些年来,蒙古国境内一系列匈奴时期城址考古发现使得龙城再次受到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不少争论。     

1913年狩野直喜、泷精一调查英藏斯坦因搜集品之经过考补

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与泷精一于1913年同赴大英博物院,调查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本文作者曾依据狩野直喜、泷精一等人的调查报告,在《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一书中列专节对此事件加以介绍.本文利用欧洲藏斯坦因考古档案中与此事件有关的新资料,对此事件的前因后果与详情细节进行补充性考证,可为国际敦煌学史增添新的内容.     

汉画像石菱形类纹样衍变考释

汉画像石中的菱形类纹样至少有四种起源,形成"菱形纹"和"菱形套环纹"两种基础纹样。汉画像石上在两种纹样基础上衍生的菱形类纹样多达30余种,依据其图像功能可分为"装饰纹"和"符号纹"。汉代之后,菱形类纹样的象征意味逐渐淡化,仅作为一种简单的、装饰性的抽象几何图案被保留至今。     

驿传制度:老地名的用字与古代交通 以江苏老地名为例

<正>中国古代的交通,分为水路和陆路。水路主要是排、船等,而陆路主要是步行、马及马车等。江苏经济发达,与其自古以来的良好交通有很大关系。而驿传就是古代交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中国古代政府设置的一种供一定品级的官吏往来,以及传递诏令文书的人夫车马食宿等用的交通组织。驿传制度始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我国已建立完善了驿传制度,有邮、亭、驿、置、传舍等设施。秦汉时,是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宋代,采用的是邮铺来传     

高句丽与汉魏晋及北族政权的朝贡关系

1—5世纪初,无论是统一王朝时期,还是王朝分裂、政权频繁更替时期,高句丽对中原王朝和北族政权都采取积极朝贡的姿态,朝贡活动呈现出单向、双向、多向的变化,先后向十多个王朝和政权进行朝贡。随着政治形势和朝贡对象的变化,高句丽朝贡活动的目的及其与朝贡对象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变化。     

西汉晋阳铜鼎铭文考略

<正>洛阳文物收藏学会收藏有一件传世的西汉有铭铜鼎,未见著录。此鼎为敛口,扁圆形深腹,腹上部有微向外撇的长方形双耳,腹部下收成圜底,三蹄形短足。盖隆起呈弧形,上有三环形纽,纽上有乳状突起。腹部饰粗弦纹一周。此鼎铸造工整,通体布满深绿色锈,间以土黄     

西夏佛经翻译的用字特点与译经时代的判定

西夏时期新译藏传密教经典在语言上突出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某些佛教术语的翻译多采用意译;二是密咒对音汉字反映的是西夏地区流行的汉语西北方音。这些特点无疑可以作为一种标准,我们一方面可以根据佛教术语判定西夏文佛经原本的语言,另一方面可以根据陀罗尼对音用字规律把一些没有题款的、一般认为是宋元时期翻译的汉文佛经确定为西夏时期翻译的。本文主要通过西夏宝源译《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和《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并结合《密咒圆因往生集》等有确切题款的经典,考察了夏译佛经密咒梵汉对音的用字特点,并结合这些特点提出《圣妙吉祥真实名经》是西夏时期翻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