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宋间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顾与述评(下)

汉宋之间的敦煌是个典型的家族社会,伴随着汉族家族的发展,少数民族家族也在崛起,共同生活在敦煌的历史舞台上,对中古时期的敦煌及河西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敦煌独特的地域因素,其家族社会较中原内地更具有代表性,延续的时间比较长;也由于敦煌出土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在探讨中古时期某一地区家族史时更具有典型意义。因此,国内外学术界对敦煌家族史关注甚多,研究成果宏富。本文对汉宋间敦煌家族史的研究状况进行系统回顾,兼作评议,以推动本课题研究的深入。     

桐城派与汉学关系辨析

从表面看,桐城派与汉学家的矛盾似乎起于个人恩怨,但从本质分析,学术分歧才是两者交恶的根本原因。晚清以降,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汉宋学兼综会通成为当时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桐城派出于现实的而非学术的原因,顺应了汉宋兼采的学术大势。     

汉宋之间:宝应刘氏的学术传衍及其意蕴

清代汉学与宋学大体属于对立的学派,但汉学的兴起和发展始终受宋学影响,宝应刘氏汉学家更具有典型意义。他们传承清初理学,逐渐转重考据研究,治汉学而不排斥宋学,重视并践履宋学的修身主题。凝聚了刘氏三代人心血的《论语正义》也体现了调融汉宋的学术特征。     

汉宋间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顾与述评(中)

汉宋之间的敦煌是个典型的家族社会,伴随着汉族家族的发展,少数民族家族也在崛起,共同生活在敦煌的历史舞台上,对中古时期的敦煌及河西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敦煌独特的地域因素,其家族社会较中原内地更具有代表性,延续的时间比较长;也由于敦煌出土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在探讨中古时期某一地区家族史时更具有典型意义。因此,国内外学术界对敦煌家族史关注甚多,研究成果宏富。本文对汉宋间敦煌家族史的研究状况进行系统回顾,兼作评议,以推动本课题研究的深入。     

论十九世纪上半期理学在知识界的状况

本文在大力发掘理学书籍出版、销售等资料的基础上,选取适当历史时段,对不同时期理学书籍的出版状况做数据统计,并从学者的意见与观感、国家政策的调整与实施以及理学书籍的刊刻与撰述等三个层面,考察理学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知识界的状况。认为:嘉庆朝前期理学处于衰微至极的尴尬境地,这种状态引起少数有识之士的忧虑和关注,因而出现各种倡导理学的意见;嘉庆十八年发生的天理教事件,不但导致清廷在文化政策方面作出重大调整,也使得民间那些倡导理学的意见成为官方政策和行为;在朝野的共同努力下,理学在嘉庆朝后期尤其是道光朝逐渐恢复生机,并在理学书籍的刊刻与撰述层面有明确体现。道咸以降理学的兴起,正是这一趋势持续发展的结果。     

浙粤学人与汉宋兼采——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论学旨趣解析

沟通汉宋以达学问胜境乃有清一代直至民国时期学界前贤一直努力的志业,因各家学力深浅与贯通程度不一,其眼中的汉宋实有不同,故兼呆汉宋的做法往往各异。认识各家的异同高下,须在其所持言论之外,探求其入在兼采汉宋时取径与办法的不同。晚清学入治学,沟通汉宋蔚为风气,尤以江浙、广东为盛,后者颇渊源于前者,而又自具特色。晚清名儒朱一新,学出浙江诂经精舍,主讲于广东端溪、广雅等书院,与浙、粤两大学术圈关系极深,其学问交往,可资认识浙粤学人兼采汉宋的异同。朱氏治学路向以回复不分汉宋为高明,同时代的学人不加辨析,多把他看作广东陈澧一派,未必符合朱一新的自许。后人受此观点影响,所写学术史,难免偏差。以朱一新的言论为据,探寻其论学的语境与针对的事实,接近其论学的旨趣与本意,可以显现朱一新对于浙粤学术的认同或疏离,进而借此展现浙粤学人汉宋见解的同异与处理汉宋办法的高下。     

从晚清汉学区域之发展看汉宋调和

汉宋调和是晚清儒学内部重要的学术思潮,对其时学术格局的转化亦发生重要作用.这一思潮由微趋盛,从学术自身的发展过程来看,与汉学新兴区域在晚清的迅速扩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汉学在晚清的发展不再以苏、皖、京师为限,浙江、广东等省成为新的学术重镇.这些汉学新兴发展区域由于特定的学术背景与学术渊源,学者们基本上都提倡汉宋调和,从而对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盛行起了极大推动作用.     

方东树与十九世纪的汉学批评

明末清初,鉴于王学末流空谈心性的弊端,顾、黄、王三大家均予以痛斥,揭橥“通经致用”的大旗．开有清一代之学风。迨至乾嘉．由于清廷屡兴文字狱,使大多数学者不敢过问政治,也无心于时事。乾嘉诸老弃“致用”扬“通经”,从而使清初学风为之一变,形成盛极一时的乾嘉汉学。乾嘉汉学曾在诸多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只注重繁琐考证的考据学已与整个学风的转向发生（牛氐）牾。道成之间,方东树著《汉学商兑》。立足于经世致用的宗旨。融通汉宋,集前人批评汉学之大成,第一次系统的对十九世纪的汉学弊端提出批评。从而对晚清学风从考据到经世的迁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朱锡庚治学转变及其与章学诚、阮元的学术交往

身为乾隆时期朴学领袖朱筠之子,朱锡庚未能世其家学并弘扬考据之风,反而在与章学诚、阮元等著名学者的交往中,开始检讨汉宋之学,治学路径逐渐从训诂考据走向了义理追求,提出了"礼外无理"的主张,反映了嘉道时期学术思想的新动向。     

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与桐城派——以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为中心

汉宋之争是清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嘉庆中叶编纂的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汉宋学术争论的实况.主张汉学的史稿编修者,效仿<明史>中只设儒林传,不为道学家立专传的体例,在具体编修中将主张宋学的桐城学者列入较为时人所轻视的<文苑传>中,以达到扬汉抑宋、为汉学争取儒学正统的目的,以致时至今日,桐城派依然被主要视为一个文学流派,桐城学者也主要被看做是文学家,他们在古文、辞章之外的其他成就,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