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年轻和最后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最年轻的叫刘仁静,一大召开时,他年仅19岁。1926年9月,刘仁静赴莫斯科学习,倾向托洛茨基的观点,成了托的信徒。回国后,刘仁静公然鼓吹托洛茨基的理论,顽固坚持托派思想。1929年刘仁静被开除党籍。之后,刘仁静因其阶级调和的思想亦被托派开除。抗战前,他倒向了国民党,倒向三青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西迁,刘仁静携妻儿跟随逃难,逃到西安。     

论章士钊的调和史观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章士钊提出了调和史观。该历史观认为,“调和”是差异协同与对立统一,是宇宙运动的基本规律。正是社会各因素“调和”的作用,社会历史运动呈现承续性、渐变性、循环性的特点。从调和史观出发,章士钊主张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要做到宽容与妥协。     

因革损益:五四前后文化调和论的道德改革主张

道德是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对道德的态度往往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或一个流派文化观的重要考察层面。五四前后的文化调和论者提倡道德进化,主张斟酌新旧,调和中西,因革损益,熔铸新道德,维护社会稳定,其道德调和论以是否适用于现实需要为取舍原则,不固守体用之别,观念较为开放,不能与传统守旧者等同视之。     

调和与共融——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形成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二条在所有的美国宪法条文中行文奇特,模糊不清,从而给解读带来世纪难题.在"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归属上,就存在截然对立的两种解读方式:"公共权利说"和"个人权利说".事实上,第二修正案和其他修正案一样,也是谈判、妥协和利益平衡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它是古典共和主义和激进民主主义的调和与共融;再者就是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相互调和与共融.     

汉宋间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顾与述评(下)

汉宋之间的敦煌是个典型的家族社会,伴随着汉族家族的发展,少数民族家族也在崛起,共同生活在敦煌的历史舞台上,对中古时期的敦煌及河西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敦煌独特的地域因素,其家族社会较中原内地更具有代表性,延续的时间比较长;也由于敦煌出土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在探讨中古时期某一地区家族史时更具有典型意义。因此,国内外学术界对敦煌家族史关注甚多,研究成果宏富。本文对汉宋间敦煌家族史的研究状况进行系统回顾,兼作评议,以推动本课题研究的深入。     

绘画色彩对比与调和刍议

色彩的组织结构问题在众多的艺术形式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如何组织出具有形式美感的色调是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方面。通过对形式要素的各种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绘画形式要素本身色彩关系的组织处理、感觉表现的高下影响着艺术形式美感,对在理论上分析色彩的关系、对比、调和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探讨色彩的组织结构问题,即在众多的关系中,色彩是如何起作用的,如何组织出具有形式美感的色调。     

桐城派与汉学关系辨析

从表面看,桐城派与汉学家的矛盾似乎起于个人恩怨,但从本质分析,学术分歧才是两者交恶的根本原因。晚清以降,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汉宋学兼综会通成为当时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桐城派出于现实的而非学术的原因,顺应了汉宋兼采的学术大势。     

汉宋之间:宝应刘氏的学术传衍及其意蕴

清代汉学与宋学大体属于对立的学派,但汉学的兴起和发展始终受宋学影响,宝应刘氏汉学家更具有典型意义。他们传承清初理学,逐渐转重考据研究,治汉学而不排斥宋学,重视并践履宋学的修身主题。凝聚了刘氏三代人心血的《论语正义》也体现了调融汉宋的学术特征。     

记住过去，调和未来：对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批判性分析

自从19世纪后期以来，历史书写已经与民族塑造融为一体。迄今为止，历史书写主要受民族国家的框架局限，同时又在塑造民族精神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近代东亚，历史书写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系还表现为另一个侧面——它也依靠官方历史编撰和王朝历史编撰的长期传统，在这一传统之中，一个统治王朝发起编修前朝官方历史的计划，以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有用的教训，     

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调和性

公共考古学英文作,或被译作公众考古学。在英文中,public所指并非汉语中的公众及其群体,而更与国家公共机构密切相关。从这层意思上来说,Public Archaeology译作公共考古学更为贴切。这一概念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的美英等发达国家,最初是与考古学科发展所带来的考古遗存和文化资源管理工作中所出现的紧急情况密切相关的。这种紧急状况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由学科专业化增强所带来的资料的保护和管理问题,第二是学术界对于大量的具有潜在价值的考古资源面临日益严重的破坏而自身却又缺乏足够的保护能力。就是说,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是公共考古学关注的焦点,甚至可以说,公共考古学就是文化遗产保护。业内人士对以往那种由专业学者和官员来"替"公众管理文化资源的模式进行反思,首先从理论上厘清了长期以来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对于公众角色的定位问题。这里的"公众"一词指的是一个多元的、但又不以考古研究为职业的人群。作为国家概念之外的一个具有批评性的实体,他们对文化遗产的参与权与解释权应得到充分尊重;考古学的公共方面多数是与文化、价值甚至经济利益冲突相关的,因此被有的学者称为"不谐调的遗产";考古学归根到底是阐释文化认同及其演变,因此不可避免地与政治脱不开干系。诸如此类,文化遗产管理与保护中所遇到的这类问题,都成了公众考古学研究的对象。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公众考古学现已发展成为当今考古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学科。本文作为NickMerriman所主编的《公共考古学》一书的序言,对于公共考古学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做了系统论述,有利于我们对国外公共考古学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