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最早的农人:农业社会的起源》。作者根据考古学、遗传学和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农业一语族扩张理论,在解释拥有早期农业,特别是中东、非洲下撒哈拉沙漠北部、中国、中美洲、安第斯山中部及亚马孙流域等核心地区的发展与人群迁徙、语言变迁方面有独到见解尤为难得的是,本书关注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的农业起源问题。     

中国稻作起源问题之检讨──兼抒长江中游起源说

稻是人类所种植（驯化）的最古老的一种谷类作物,考古学证据表明它在中国至少有八至九千年的栽培历史,中国稻作应该起源于华夏本土。但对此问题,国内外学术界素有争论,至今仍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这一研究中并存的诸多假说作了述评,尤其对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说作了重点讨论。     

俄罗斯货币名称的起源与涵义

货币名称的产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比如中国先秦时期的刀、布等货币名称即来自原始农具,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的产物,而人们现在熟知的dollar（元）,则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型银币Thaler（泰勒）。俄罗斯的货币也不例外,除了我们熟知的卢布、戈比之外,历史上还有很多不同的货币名称,它们都与俄罗斯的社会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彝文溯源考

彝族的语言和文字历史久远,有着本民族的独特性及发展的完善性、规范性及传承性。但彝文的起源尚未有较为一致定论,现以汉、彝文献资料、田野调查及考古实物等相结合的方法对其展开论述,以期对彝文起源的探索取得新的认识。     

农业起源的考古学探索——从安诺遗址到圭拉那魁兹洞穴

文章回顾了国际考古学界在农业起源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几项重大项目和成果,梳理了农业起源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发展。庞佩利发掘安诺遗址提出的"绿洲理论"被柴尔德充分发挥而影响深远。这激发了布雷德伍德启动伊拉克扎尔莫项目来检验绿洲理论,麦克尼什则启动特化坎项目来探索新大陆的农业起源。这两个项目是考古学学科交叉和战略性探索的开山。弗兰纳利首次将系统论用于圭拉那魁兹遗址的个案分析,以检验农业起源的理论,成为这项战略性探索的典范。他以严谨的演绎法和电脑模拟来解释农业是如何起源的,为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清代帝陵的哑巴院和月牙城

本文论述清代帝陵中的哑巴院和月牙城的建置与功用,进而探讨其规制的起源问题。指出关外的福陵与昭陵系参照北京明代后期的帝陵及清孝陵兴建,而南京明孝陵的规制已见哑巴院的雏形,其发展演变脉络清晰,故而哑巴院和月牙城并非明清两代帝陵规制最显著的差别。     

先秦中国和古代希腊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之比较

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可以分为整体地理环境和中心地理环境。前者指文明整体能力所及的极限地理范围,后者指文明主体的主要活动区域。从这两个角度分别进行比较,将有助于解释希腊和中国文明侧重于陆地或是海洋发展的原因。     

韩国向汉字文化圈回归

几经沉浮：汉字命运在韩国 在文化上,韩国是与中国最相近的国家。他曾经是汉字文化圈的一员,甲午战争前的韩国重要历史文化典籍基本上是用汉语记载的。直至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前,朝鲜半岛南北方的报刊、政府文书都是韩、汉字混用,大约一半是方块汉字,就像日文还是汉字假名并用那样。就是在今天,汉字可以说仍无处不在：韩国上流社会人士出席会议时,前面摆放说明其身份的标牌、很多公司机关学校的名称、标志性建筑物上的标牌、商店的招牌、墓地的碑文、书店里韩文书的书和作者名、社交时互换的名片,还仍然用汉字书写。     

海岱地区与中原文明起源新探

大量田野考古资料表明,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关系非常密切,两者互为渗透,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从而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逐渐从多源一体走向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统格局。     

国家起源的理论

千百年来,国家起源一直是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从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霍布斯、卢梭、弗格森、孔德到摩尔根、马恩和列宁,都有过经典性的系统论述。时至今日,在新资料、新方法、新技术的支持下,在吸收过去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国家起源更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三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国家文明起源)之一,并且产生了很多既有实证性又有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卡内罗在这篇经典文章中,对当今各种理论流派做了比较详细的概括总结。就他自身而言,是持强制论或者说战争论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国家兴起的主要动力。他甚至认为,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都毫无二致地证明战争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国家兴起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然,他也认为,战争并非国家起源的唯一因素。尽管战争可能是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国家的兴起还需要一些特殊条件,经过一些具体的过程,例如自然的限制、社会的限制、资源的集中、政治的演化等等。卡内罗的战争论虽然是一家之言,但由于它对历史的继承和现实的尊重而有巨大的合理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文明起源研究有重大影响,而且今后仍然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文写作于1970年,从时间上看观点已显陈旧,但是作为国家起源理论的一种重要流派,仍然值得介绍和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