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山口的碑林

海拔4767米的昆仑山口，四围高山耸立，雪峰连绵，十多年前仅有一条青藏公路蜿蜒穿过时，显得格外荒凉。而今这里一改前貌，中见碑刻成林，雕塑高耸、神石兀立，荒野中展露出浓浓的化气息。     

永宁寺碑 东北之外有遗珠

两通在国外不甚起眼的中国碑刻,记录着几段特殊的交流史,令人追记。如果说去国外访碑,你或许会感到诧异:国外怎么会有汉字碑刻呢?有的。比如东汉《封燕然山铭》,是大将军窦宪北伐匈奴之后铭功勒石的纪念物,位于今蒙古国境内。     

神迹异事 丰碑妙刻 姜兴绍造佛石像碑考述

南京博物院历代雕塑馆馆厅中间陈列着2块砂岩质地佛教碑刻,其中一块说明牌标注:“姜兴绍造佛石像碑,北齐河清年间(562-565年),高158厘米,宽70厘米,厚16.5厘米,南京博物院藏。”此碑发现的时间、地点、经手者与流传过程皆不明。馆内未见拓本,细勘原石刻铭,除少许残泐外,字迹大致能看清,铭文书法朴茂,文字内容相对完整,加之碑刻图案构思巧妙,雕作精湛,是一件值得细细品读的北朝佳作。     

清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水利经费筹措方式研究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水利经费主要由民间社会自行筹措.清末斗捐等附加性税收和赈款开始用于水利事务,但均无定章准则.民国时期绥远省当局以1920年代旱灾为契机,在地方水利事务中承担了更多职能,其制定水利章程,并以报荒地款和工赈贷款等方式筹措水利经费.水利设施日常维护和管理经费则出自受益人交纳的水租.同时,水租有逐渐进入地方财政系统之中的动向.清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水利经费筹措方式的历史演变,反映了近代地方行政和财政体系的建立过程.     

从历代碑刻遗存看万固寺的兴衰发展

碑刻是会说话的石头，是史外之史。它集学、书法、雕刻、艺术于一体，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化内涵，是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地域政治、经济、化、宗教和社会的实物资料，是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是可信可依的物遗存。它能补史之阙，纠史之误。位于山西省永济县东南中条山麓的万固寺作为千年佛教名刹，保存了大量的碑刻题记。     

传统水利社会的困境与出路——以民国沅江廖堡地区河道治理之争为例

民国年间,"易淤易潮"的河湖环境与堤垸位置差异使湖南沅江廖堡地区就河道治理问题形成了建闸与浚河两派对抗力量。在双方长达二十余年的争讼中,该区域水利关系所处的动荡局面恰好彰显出中国传统水利社会的内在困境,即传统社会机制有限的调解能力与生态环境持续性衰败之间的矛盾。面对生态变迁的巨大压力,民国政府几经竭蹶,最终借助水利科技实现了这一区域河道治理的近代化变革,使其水利关系得以成功重构,有效改善了农业生产环境。这一过程昭示出传统社会水利治理的近代化发展方向,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蕴,对当下的社会改革也不无启发意义。     

变化趋势与空间差异——清代豫北水利问题的再认识

清代河南北部有相对较为发达的水利与农业生产水平。不过,对水利实际情况应当置于农业生产的利用中进行评价。不难发现,在人口增加带来人地关系日益紧张的同时,豫北的水利随着水资源条件的恶化日益萎缩而越来越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并由此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在小型水利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同时,对水利的分配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选择。水利不仅取决于水资源条件,农业生产的需求对水利分配有更复杂的影响,对有限水资源的分配形成了不同的水利空间。     

继往开来,求实创新,做好江河水利志编修工作

2001～2006年底,水利部成立江河水利志工作指导委员会并组织指导完成了首轮江河水利志的修编工作。文章针对首轮江河水利志编修工作的评价与问题进行探讨,分析新时期的形势和任务,提出做好江河水利志续修续编工作的要求。     

许昌天宝宫及其前期兴衰的宗教政治背景

河南省许昌天宝宫,是一处始建于南宋理宗嘉熙四年,具有明清风格的古建筑群。宫内所保存元代以来的碑刻、石刻、砖雕、木雕等大量珍贵文物,为我们研究元明两代该宫的兴衰及其宗教、政治指导和艺术特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明清山西护林碑初探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山多地少,本非五谷蕃衍之所。雁门迄北地多斥卤,岁仅一收,太行迄东则冈峦带土,颇鲜平原”。加之明清时期生齿日繁。导致地狭人稠,食不足用。继之而起的过度耕垦,使山间瘠田、村边角地都得以利用,甚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终导致许多山地丘陵地带“遇积雨则河水暴涨,其势奔腾而不可遏,往往啮田为害;数十年来洗荡民田千有余亩,尽成沙砾”。与森林破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保存下来的明清时期的一些护林碑刻,为我们揭示了当时人们保护森林、树木的一些情况：一方面人们基于朴素的生态观念和风水意识,加强对寺庙林、风水林等的保护,其目的并非出于自觉保护林木,但客观上还是达到了保护林木的效果。一方面,在一些地区,人们切实意识到破坏林木对生产生活带来了消极影响,因而,加强对林木保护的自觉意识,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人们的滥砍乱伐,维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它们或竖于田间地头,或立于祠堂庙墙,警示人们禀遵毋违。这些碑刻资料大都属于民间自发形成的,自我约束的乡规民约性质,是珍贵的民间环保史料。其记载的有关破坏森林的性质主要是习见不鲜的一般性砍伐,不同于大规模的军屯民屯的毁林开荒,故而鲜见于文献记载。在以往的研究中常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