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学旅行产品开发研究

积极推广研学旅行是提升我国中小学生综合素质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今后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我国研学旅行起步较晚,有关研学旅行的研究还不全面,尤其在研学产品开发、研学指导师培训、研学旅行市场规范等方面都存在大量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将研学旅行产品作为研究对象,从产品个性化、类型多样化和内容科学化三方面提出研学旅行产品开发的一些具体建议。     

豫湘桂战役爆发后新四军第五师在敌后的发展与调适

豫湘桂战役爆发后,中共确立向南发展的战略.活跃在湖北、河南交界处平汉路两侧和从鄂中到鄂南广阔区域的新四军第五师,北可发展河南,南可进取湘鄂赣,是中共向南发展战略的关键.然而,新四军第五师出击结果不如预期.从出兵河南到挺进豫中受阻,再到与南下支队会师后经营豫南、鄂南,虽多次转变发展方向,依然困难重重.新四军第五师发展受阻,除自身原因之外,也与国民党军在河南尚存相当实力,受其牵制与进攻有关.同时,在抗战末期国民党竭力限制中共发展的背景下,新四军第五师挺进陌生地区,实施统一战线难以在短时间取得成效.五师的发展虽不尽如人意,但其行动仍显示了中共主动寻求机会的努力.     

沦陷时期太原日本居留民初探

全面抗战前太原只有少数与日军关系比较密切的日本居留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攻占太原,为日本居留民进入太原打开方便之门.在日伪政府支持下,日本居留民人数迅猛增加.日本居留民在沦陷区具有一定的特权,他们不仅依靠战争,依靠日人的身份,获取战争利益,亦依靠日伪政权,在中国领土构建日式社会秩序,创立日式社会民团,利用中国的资源生产日人的生活物资,构建"国中之国"的殖民体系,以服务于日本的侵华战争,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工具.     

秦汉帝国“新地”与徙、戍的推行——兼论秦汉时期的内外观念与内外政策特征

秦汉帝国是伴随"新地"的推展和边界的扩张而确立的。政府在派遣"新地吏"同时,往往推行徙民实边、行役戍边政策。在后来的发展中,实边较戍边更为边策所重。其原因既涉及财政、舆论,也有对防御效能的考虑。两汉时期,内地与边郡之间的差别有所扩大,影响到朝廷内外政策的差异。边郡军事负担甚巨,而且因军队屯驻造成经济残破与社会动荡。边郡维持运转,常需邻郡供给、中央调控、募民输粟及军士屯田。"文景之治"、"光武中兴"中轻徭薄赋的惠政,与边政状况直接相关。     

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大批人骨遗骸死因蠡测——关于史前灾难事件的探索与思考

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遗址一系列重要发现,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数座房址内揭露出大批人骨遗骸,场景之震撼在我国史前考古中极为罕见。种种迹象表明遗址是遭遇突发事件而废弃的,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事件的发生,那些罹难者为何集中于房址内?本文通过凝固历史瞬间保存下来的情境观察和人骨反映的死亡年龄统计,结合自然环境与生业方式分析,在排除地质灾害、人为杀戮等灾难后,提出距今5000多年前科尔沁沙地曾暴发过瘟疫。导致哈民忙哈居民群体死亡的直接原因,应缘于一场肆虐的鼠疫,并由此引发了辽西新石器文化的变迁。     

署“西园”印款瓷器之考辨

康熙朝瓷器中,有一些带“西园”印文的瓷器,多为文房用具。这些瓷器表面一侧以五彩绘纹饰,另一侧配有墨彩诗文,诗尾有“西园”署款或篆书“西园”印章,或两者皆有。这些瓷器画工精细,诗文笔法洒脱,字体遒劲有力,墨彩漆黑如墨,风格独特。以往观点认为这些瓷器上所用“西园”印款为高凤翰字、号,笔者通过对高凤翰的生平事迹、相关艺术作品及其“西园”印文流变的考证,提出瓷器上的“西园”印款非高凤翰字、号。     

姚广孝史料一则及相关诸问题——兼及《明初著名政治家姚广孝》一文的修正与补充

《相城小志》刊录的《姚少师祠堂记》碑刻,是研究明初重要人物姚广孝的关键史料。但可能由于石碑的漫漶,遂致方志所载碑刻多有讹误,并影响到与之相关的研究。本文将新发现的《姚氏祠堂记》与《姚少师祠堂记》进行详细对校,认为这正是《相城小志》所载原碑全文,可填补、纠正志书中的空白与讹误。并利用这一重要史料,对该文的作者以及姚广孝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做了修正与补充。     

《我们在太行山上》展览概况和特色

2004年,位于河北涉县赤岸村的八路军一二九师陈列馆进行了改陈启新,改陈后的陈展主题更加鲜明,形式设计更加先进,展览规模明显扩大,周边环境明显改善。本文介绍了新展览《我们在太行山上》的概况和特色。     

浅评洋务运动

<正>19世纪60年代掀起的洋务运动扰攘了中国30多年。在这期间,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中国社会进一步加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清政府则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但是,洋务运动是一场以"师夷长技以     

左权与刘伯承的深厚友谊

1942年5月24日,左权将军牺牲在抗日前线后不久,时任八路军129师师长的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联名撰写了《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一文,高度评价了左权将军光辉的革命历程,指出：“左权同志的牺牲,不仅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就在同志的感情上,即个人的友谊上,也使我们失掉了一个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悲伤,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