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志书编纂琐谈

二轮修志至今,全国方志界对市县志的编纂方式、质量研讨和培训始终未曾间断过,而对省志的编纂进度和质量的关注,对其内涵的深度以及形式规范等方方面面的探究却不多。     

县志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编修县志,关键是资料的翔实、完整、准确。在资料搜集整理中,会遇到主观和客观上的各种问题和困难,这就必须用科学发展观去引领,想方设法,找到对策,加以解决。     

王铎撰《大司马元配夫人王氏墓碑铭》探析

河南新乡市博物馆收藏的一通《大司马元配夫人王氏墓碑铭》,出土于新乡市孟营村。墓碑青石质,碑石呈长方形,墓碑高197.5、宽71.5、厚4.5厘米,正面行文22行,满行62字,计1326字。碑额碑趺已佚,碑左侧正书,右侧篆书楷题"大司马元配夫人王氏墓碑铭"。此碑是由王铎撰文并书写,宋权篆额,陈之遴书题,三人俱为降清明吏;碑左侧由梁祚明篆书,梁祚明为新乡人,《新乡县志》《孝友传》载"壬申盗警"(指明末李自成军路过新乡事),他昼夜守城,并捐钱及粟,所著甚多。文中大司马即张缙彦,号坦公,河南新乡人。此碑不见著录。     

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李准(1871―1936),派名新业,亦名木,字直绳,又字志莱,号恒斋、默斋,别号任庵,四川邻水县太安乡太安里活水沟(今柑子镇桅子村)人。官至清廷闽粤南澳镇总兵、广东水师提督(一品),民国北京政府高等军事顾问,封直威将军,被誉为“中国百年来维护南海主权第一人”。     

传奇女记者彭子冈

她曾孤身探访“民国七君子”之一史良,并冒认其“表妹”,写出令人动容的报道．她曾奔波于抗战前线、后方,记录战况与民生。并“斗胆”逼问孔祥熙“养生”问题．影响一时。她曾在“重庆谈判”期间,采写了《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因披露了诸多亲历细节,因而与《挥手之间》一起被誉为姐妹篇。她就是——     

台湾《诸罗县志》评介

台湾《诸罗县志》除在体例完备、内容翔实、语言精练和文体统一等方面有较高的成就之外，在有清一代所修的40多种台湾方志里，还具有其他特性，如可靠性、批判性和创见性。这些特性表明《诸罗县志》不只是一部优秀的志书，更是一部有个性的志书。     

传统水利社会的困境与出路——以民国沅江廖堡地区河道治理之争为例

民国年间,"易淤易潮"的河湖环境与堤垸位置差异使湖南沅江廖堡地区就河道治理问题形成了建闸与浚河两派对抗力量。在双方长达二十余年的争讼中,该区域水利关系所处的动荡局面恰好彰显出中国传统水利社会的内在困境,即传统社会机制有限的调解能力与生态环境持续性衰败之间的矛盾。面对生态变迁的巨大压力,民国政府几经竭蹶,最终借助水利科技实现了这一区域河道治理的近代化变革,使其水利关系得以成功重构,有效改善了农业生产环境。这一过程昭示出传统社会水利治理的近代化发展方向,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蕴,对当下的社会改革也不无启发意义。     

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尔雅集韵》”条辩证

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著录黄彭年撰《尔雅集韵》一书。而追索《艺文志》著录的史源,并取其他史料相印证,推寻其致误的原因,证明黄彭年曾批校《尔雅》《集韵》二书,但并未撰《尔雅集韵》一书。此外,又据各家书目题跋,梳理了黄彭年批校《集韵》的经过及其批校本流传情况。     

《临汾县志》(1933年版)编撰始末及其特色探析

隋唐以来,临汾县一直是平阳府的首府之地,其在古代中国北方的经济与文化地位都颇值得一述,尧都文献首推《临汾县志》,自明以降,屡修屡新,薪火相传,现在保存下来的县志亦十分丰富,其中民国22年(1933年版)《临汾县志》上承明清传统方志,下开近代方志之河,是临汾方志书写转型的关键之作。研究《临汾县志》(1933年版)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民国晋南地区的社会生活情况,而且对我们研究近代方志书写的嬗变大有裨益。     

民初晋北乡村生活方式及其特点——以崞县为例

民初晋北乡村作为历史大变革时期重要的社会单元,其生活方式不仅仅局限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领域,还包括劳动生活方式和婚姻生活方式等。且由于晋北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区,故在生活方式上呈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