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末民变的原因

文章从民众心理和舆论传播等方面对清末民变的原因进行浅显地探究。     

称号、口号与东晋民变——以孙恩自称“征东将军”为例

古代四民包括"士、农、工、商",历史上的民变是一次次由各种各样的阶层的"民"组成的"人民起义"或者称"民变"。民变为了昭示其正统性和合法性,大多有口号、称号,孙恩民变是东晋末年次等士族利用民怨谋求改变地位反抗门阀士族垄断朝政的一次民变,"征东将军"就是孙恩的称号,这一称号具有宗教性和世俗性,同时这一称号又是这次民变的一个口号。本文以孙恩自称"征东将军"为切入点,分析东晋末年民变各阶层背后的世界。     

“民变”话语考论

民变,《汉语大词典》中解为,"旧指民众暴动."《新华词典》同样解为,"旧指人民起来造反."此词较早出自《金史》,上记"(宣宗至宁三年)西京军民变,遣官抚谕之"①.此后,"民变"一语在正史记载中不断出现.《明史》中在神宗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便有4次有关民变的记载,如神宗二十七年"武昌、汉阳民变,击伤税吏陈奉";二十九年"苏州民变,杀织造中官孙隆参随数人"②.除正史记载外,一些杂史及明清时人笔记中也有许多关于民变的记述.     

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及得失——兼谈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

江南是太平天国建立较稳定统治并有力推行各项政策方略的地区。太平天国政府作为该区域的政治实体,在应对社会危机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尝试和努力,主要采取了“应变十策”,旨在完成由“打天下”向“坐天下”执政理念的转型。但因主客观条件限制,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成效不大,调控社会秩序的预期没有实现;但某些地区的太平天国地方当局在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仍能于社会建设领域有所建树,所以过去认为太平天国“重立不重建”的政权建设惯性也仅是相对而言的。政府调控和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还是国家统治技术和社会战略的体现。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展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殊实态。我们发现太平天国的政治权力以较为积极的姿态向乡村社会渗透,不同于该时期绅权扩大的一般势态,占领区的绅权呈现被压缩的另面镜像。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清政府在重整社会秩序工作中有意识地继承江南绅权被压制的趋势,在更广范围内限制和约束绅权,激发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新一轮角逐,并对晚清政局产生了影响。这一视角还为我们客观理性地认知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切入点,呈现了太平天国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     

国外关于清末民初乡村民变问题研究述评

民变是衡量社会运行状态的一项重要指标,中外学者对中国近代民变一直给予关注.国外学者对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乡村民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既有宏观与微观的研究,也有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成果较丰硕,但在资料建设、研究深度和区域等方面尚存在不足之处.对国外的相关研究状况作一概述,对于拓宽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深入认识辛亥革命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唐朝最不可思议的造反事件:只为到皇宫吃顿饭

唐朝末年,民变蜂起。这些民变,基本上都是被压迫得没有活路所致,目的要么是夺取政权,要么是讨个说法。有一起民变却什么都不为,让后世人研究来研究去,都无法解释究竟是怎么回事。     

烟捐与民变:1930年代皖北宿县乡村危机与政府控制

1932年皖北宿县因烟捐引发民变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治下乡村危机频发的侧影。民变前,国家政权与乡村精英结合掌控乡村,而精英间为争夺乡村权力展开派系斗争,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和绅士间矛盾尖锐。皖省政府依靠乡绅课征烟税,劣绅借机盘剥农民,绅民、官民矛盾激化。民变发生后,关系各方展开利益博弈,政府交替运用武力与怀柔之策控制民变,但无助于化解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官绅矛盾和乡绅不同派系间的利益纠葛,反致乡村危机在政府控制下被雪藏。乡村危机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元因素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并非如学界过往所认同的经济单线性诱致之结果。     

时势促“城”:元代广西民变与城池修筑

元初“隳城”政策的实施对广西城池造成巨大冲击,不少城池遭到破坏,为起事民众攻城略地提供了便利。频发的民变使广西城池修筑的需求日益凸显,在地方官员的主持下,官员出资、民众献力,元代广西开展了18次城池修筑活动。元代广西的城池修筑是在宋代广西城池的基础上开展的新一轮城池建设,砖石城的数量较前代有所提升,在军事防御上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城池多分布于战略地位较为突出的地区,表明元朝统治者正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经略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