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之死

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明·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四载：“嵩死时寄食墓舍,不能有棺椁,亦无吊者。”寥寥数语,向后人勾勒出,明朝嘉靖皇帝的一代权臣严嵩死时的凄凉景象。遍查嘉靖以来的正史和野史传说,均无严嵩死后葬于何地的记载,严嵩墓也成为千古之谜。     

姚广孝祖籍考

一部《姚氏族谱》拨开重重迷雾,解开明朝永乐年间荣国公姚广孝的祖籍的谜底,以及姚广孝与姚氏家族的关系和姚广孝参加第三次下西洋等问题。可以说长乐《姚氏族谱》是研究郑和下西洋中正史不足部分的补充资料。     

《唐会要》正误

《唐会要》是现存最早的会要体史书,在我国史册中占有重要地位。．会要虽属于典志体断代史的范畴,但由于它对体例的要求不严格,不受篇幅限制,叙事可详可略,分类细密,易于采纳零碎史料,因而保存了许多为正史及典志所见不到的重要献和珍贵典故,可补正史及典志的不足。加之会要体是分类编纂,方便翻检研究,所以历来为学重视。而《唐会要》在会要体史书中的特殊地位．又使官成为重中之重。     

也谈西场与陆贾城及彩虹桥——古粤征微之五

按《史记》、《汉书》未记陆贾筑城以待赵佗事,唐刘恂《岭表录异》但记越王冈、越台井、朝汉台而未记陆贾城(泥城);至清人张渠《粤东闻见录》及陈徽言《南越游记》,亦均未记陆贾城。正史言简意赅,或不赘疣,或有所隐。后世立言者虽或有所稗闻,然亦多谨慎,莫敢增益。殆至屈翁山著《广东新语》,每有记前人所未记,言     

谈谈《黑龙江省志·人物志》的续修问题

素以述地、记人并重见称于世的我国方志,深受<史记>以来的正史人物传记的影响,历来重视人物事迹的记述.人物志一向在志书中占有较多的篇幅,故有"古今方志半人物"之说.如清末<吉林通志>260卷,人物传就有50卷之多;民国<黑龙江志稿>共62卷(不包括<大事志>),人物传有9卷,若加上<职官志>卷四十九的"宦绩"的1卷,则共有10卷之多.     

左宗棠曾国藩绝交内幕

左宗棠、曾国藩均为晚清咸丰时期的一代名臣，都为同治中兴立下汗马功劳。他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人共事10余年，交情甚厚，道德章不分伯仲。然而自同治三年，湘军攻克天京，二人割袍断义，再无书信来往。此事正史多为之隐讳，甚至二人的年谱中，都从未提及。清末李伯元所《南亭笔记》中对二人绝交经过有所记述。     

用军阀手段治家的杨森

杨森妻妾成群的故事．在黔川两省百姓生流传甚广。但大多参进了“民间加工”。此文大略更近于“正史”吧。     

从接受视域探析唐前《史记》的儒化现象

运用接受美学理论研究中国历史问题是目前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史记》的传播与接受自其问世就在褒与贬的双声道中展开,时至今日,学术界对唐前《史记》的传播与接受状况关注较少。按照接受美学理论,唐代以前为《史记》史学经典化时期。由于接受主体的期待视野和时代的审美趣味不同,使《史记》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接受风貌,唐前《史记》的接受便经历了一个由谤书到封建正史的转化过程。在这个意义转换的过程中,《史记》文本被接受主体置于儒家的意义世界中予以解构和意义建构,以儒家思想文化填充《史记》文本的空白和不确定性,使之最终获得了正统意识形态和主流社会文化所认可的价值判断。     

略论方志记载的户口数

旧志所记载的户口数需认真考核。由于人口统计与赋税制度、地方官政绩密切相关,因而常有户口隐匿或夸大等现象,加之少数民族与妇女人口不在统计范围之内、古今地域差异导致人口的不统一性及历次传抄中的笔误,方志记载的户口数已失去了原始性。由于方志具有广泛的地域性、连续性．所载户口数字涉及范围广、覆盖年份多,分类更为详细,可以补正史之缺,因而对志书中的户口数既要认真核实,也要发挥它的长处,提供人口发展的大致方向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