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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1877年,颜惠庆出生于上海;1879年,圣约翰书院在上海梵王渡开学。1950年颜惠庆在上海病逝;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圣约翰大学被撤销,其院系被并入其他院校。世事就是如此奇妙,颜惠庆和圣约翰有着一生的情愫,存世的时间竟也是一样。圣约翰之于颜惠庆,是童年时代美好的记忆;青年时代,他在此挥洒青春,教书育人;叶落归根时,圣约翰是他心灵的慰藉。颜惠庆  相似文献   
2.
一个自治的大学,有了有实权的校董会的大学,才可以实行遴选校长制度在一个接一个上级任命的校长空降各个大学的时候,突然之间,教育部出台选校长的新措施,拿出两个教育部直属的大学(东北师大和西南财大)全球遴选校长。在沉闷的教育界,算是制造了一点不大不小的新闻。当然,全球遴选大学校长,在理论上比行政任命似乎好看得多。因为后者实际上等于把大学当成了行政单位,校长等于行政官员,当然也没法不这样等于一下——我们的校长都是有行政级别的,有的副部级,有的厅级。一旦做了某些名牌大学的校长书记,就等于是副部长了,坐飞机,不仅可以坐头等舱,而且有权优先飞。  相似文献   
3.
学校更名为贵阳伯群中学1946年大夏大学迁回上海时,校董会董事长孙科先生即提出,为纪念王伯群校长,在上海老校园丽娃河畔建思群堂。并函贵阳大夏中学董事会,建议将大夏中学改名为伯群中学,以纪念王伯群先生。我作为大厦中学校长,知道这个消息后更是欣喜万分。经董事会讨论决定,于1947年元月将大夏中学迁入贵阳水口寺马鞍山校址。正式更名为贵阳伯群中学。  相似文献   
4.
在创校初期,金陵大学校内的教学与行政采西化模式,与中国本土的教育体制几乎没有关系。在当时,这是所有的中国教会大学的共性。在1927年以前,金陵大学的顶层治理由托事部和理事会构成"内外"结构。托事部由各合作差会合作设于美国,对金陵大学的经济与人事负全责,是校产的所有者。在南京的理事会也是金陵大学的决策机构,更是托事部的代表与执行机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金陵大学逐渐完成内部改组与"立案",其顶层治理转变为"创始人委员会—校董会—校方"的"中西"结构。创始人委员会代表"西",校董会同时包含"中""西"因素,代表校方"中"。与托事部相比较,创始人委员会对金陵大学的直接管控减弱,校董会并非只是创始人的执行机构。校董会中本地教会和校友力量上升,代表了金陵大学的本土化方向。"校方"是校长及校内由中国籍教师组成的行政层,代表着中国籍教职员在校内的话语权,这是一股新的力量,加强了金陵大学的自主性和本土化。  相似文献   
5.
《世界》2002,(8):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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