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爲中心

西漢末年郊祀制初創,遍佈全國的祠畤祭祀被罷廢,國家祭祀格局在空間上劇烈收縮,作爲國家祭祀重要組成部分的山川祭祀也隨之發生變革。本文關注郊祀制成立後的東漢國家山川祭祀,將之分爲"嶽瀆之祭"與"郡國山川祭祀"兩類,以石刻史料爲中心,探討東漢山川祭祀的儀制、性質與分層。在東漢,國家不再控制名山大川的祭祀,基本交由地方管理。五嶽四瀆外的絶大部分山川祭祀都進入了地方祭祀行列。同時,國家也不再以祭祀手段控制地方。因此,在整個山川祭祀體系中,國家祭祀退向邊緣,地方色彩漸趨濃厚。山川祭祀隨整個國家祭祀格局的變遷,擺脱了先秦遺風,進入了全新的時代。     

東漢地方神祠的信仰形態——重讀六通元氏碑刻

保存至今的六通元氏縣東漢碑刻,是三公山神祠、封龍山神祠、無極山神祠、白石神君祠等山神祠廟之碑(其中一通位於總祭性質的西門外神壇)。這些碑刻由地方官府主持建立,記述的也主要是神祠與官府的交涉。但實際上,這些山神祠更爲日常性的信仰圖景,用於廟巫和周邊地域民衆的祭祀祈禱活動。官府只是在特定場合下介入,一方面是祈雨禳災需要和長吏的德政追求,一方面可以藉此凝聚官府與民衆的關係。官府祭祀提升和强化了神祠的信仰權威性。民衆祭祀分爲個人和集體性兩種,後者包括血緣性家族和超越血緣的地域性羣體兩種結合方式,與早期道教組織和佛教邑義有着内在的共通性。     

東漢建都洛陽始末

在羣雄逐鹿之時,光武帝建都洛陽,既有河北是其賴以爭奪天下的基地這一原因,也是割據之形勢使然。天下一統後,面對新的形勢與問題以及洛陽本身的地理局限,劉秀的一系列舉措清楚地表明,"國家亦不忘乎西都",而有遷都關中的願望。但朝廷最終未能遷還舊京長安,這在很大程度上既與關東豪强大族的反對有關,也與儒學及儒家政治勢力的影響有關。東漢建都洛陽一事之始末,不僅反映了朝廷與豪族的複雜關係,關西與關東的畛域之分,王道與霸道的政治理念之爭,也折射了兩漢政治、社會時代變遷的實況。     

略論東漢史學之轉向

史家載筆,貴乎心裁,東漢時期的國史修纂卻由一人撰作轉爲羣體修史。這種修撰方式的轉變對此後封建王朝的修史模式、修史立場產生了巨大影響,史書風貌也因之丕變。本文試圖通過對《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一條附益文獻的相關背景進行考察,探究漢明帝召訓史臣及任命數人同時修史的政治考量,並藉此推尋東漢修史制度轉變的歷史動因,指出這種轉變的史學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