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己与为人

1985年杜维明先生在北大上课,问学生说儒家的思想是为己,还是为人？当时绝大多数的北大学生都说,当然是为人,为人民服务,儒家是为人之学。杜先生即说,你们说的,正与《论语》所论相反,《论语》讲得很清楚,儒学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了师长,不是为家庭,不是为了简单的社会要求,而是为发展我们的人格,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内在人格资源,是为己之学。     

杜维明现代知识分子观述评

五四时期,在救亡图存的社会运动中,西化派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阴暗面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而保守派则在继承的同时艰难地寻求着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面对传统文化在现代所受到的强大挑战,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应该在关切政治、参与社会事务的同时,积极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作出自己的贡献。杜维明的这一现代知识分子观在我们看来有其合理之处,同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本土经验的全球意义——为《世界汉学》创刊访杜维明教授

周：杜先生,《世界汉学》杂志将于今年第一季度在北京创刊。我受主编刘梦溪先生之托,希望就《世界汉学》与汉学研究的世界化走向及其意义对您作一次访谈,作为该刊的学术编委,您对这一话题一定有很多见解．     

韦君宜:革命与知识分子的标本

韦君宜提供的视角1967年,当大陆的"文革"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从台湾到美国的青年学子杜维明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抉择》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二十多年前,中国最杰出的青年学子大半都滚进战争的洪流,受到人类史上最入骨也最广泛的侮辱。他们变成流亡学生,变成青年军,变成政客运动下的牺牲品。他们不能忍受干枯的考证主义,于是摆脱了乾嘉学派,但是变成了激进主义的奴隶。他们煽动学潮,批评时政,反对贪     

论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思考

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文化中国"的命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诸如"三个意义世界"、"公众知识分子与公民社会"以及"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等命题.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思考有着深厚的历史感和文化蕴涵,不仅显现了当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理念,而且也为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走向从新儒家角度提供了一家之言.尽管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论证富有创意,但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仍留有广阔的思考空间,它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当代新儒家在新世纪的文化诉求提供了样本.     

新儒家传教士杜维明

2010年夏的某一天,在太湖大学堂听说彼得·圣吉和杜维明在杭州开完会要来看望南怀瑾先生。我马上说,杜维明是不可能来的。同修们起先皆觉得诧异,但后来果不其然,彼得独自到了大学堂怏怏地说,杜教授临时有事不来了。我为什么敢如此断言？说来话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