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与＂丁戊奇荒＂

这篇文童中的传教士,似与我们成见中的传教士相去其远。而“以实心行实事”．更可让一些当代的慈善机构脸红。     

戊戌前後諸政事(上)

本文根據"張之洞檔案"中的若干機密文件,揭開戊戌前後諸政事的內幕:劉坤一查辦張之洞被彈劾案,容閎、李提摩太、劉鶚在戊戌前後的表現,張之洞與李鴻藻的關係,岳州自開通商口岸,張之洞與日本政界聯手驅逐康有爲出日本,獎勵廣東紳士"報效"逃亡西安的清廷以及廢黜"大阿哥"溥儁等事件。這些雖非重大的政事,但對戊戌前後的清朝政治起到了相當重要或非常微妙的作用。本文分上下篇刊出。     

鹿传霖:贤臣的黄昏

鹿传霖一心为国,任劳任怨,但他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无法做到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1902年一个夏日的傍晚,英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刚刚结束与清廷重臣荣禄的会谈。临别时,荣问道:"汝是否愿意见见鹿传霖?"李提摩太虽然对荣禄的建议兴趣不大,但碍于情面,李还是答应跟鹿见面。荣马上替其安排妥当。次日下午,李提摩太如约见到了他印象中的这位"上了年纪的固执的绅士"。然而令     

李提摩太与《泰西新史揽要》

1891-1916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广学会总干事。期间他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     

李提摩太在华传教方式的转变

李提摩太起初和其他来华传教士一样采取传统的宣讲教义、巡回布道的传教方式，但收效甚微。在传教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中国民众思想上的愚昧和生活上的艰辛，传教方式有所转变，即通过教育和传播西学，改造中国社会；不只关注灵魂，还关注肉体；不仅重视来世，而且重视今生。     

梁启超与清末西方传教士之互动研究——传教士对于维新派影响的个案分析

本文研究自1891年,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至1897年戊戌政变前夕,梁启超与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交往关系。文中分析在此数年间,梁氏从“盲目崇洋”而发展出对西方文化作有批判性的选择接受之心路历程,并指出梁氏在早期对西方传教士所代表的“文化讯息”,已经能够分辨其（1）现代学术文化的意义和价值,（2）西方宗教传统及成见,（3）西方列强在华之已得利益和需求,这三种不同成分。此体认对梁氏于民国初年从政与治学的立场和贡献,有重要的影响。     

试析李提摩太的基督教思想——以其在《万国公报》上的言论为例

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很多宣传基督教的文章,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他宣传基督教,要求中国人改信基督教,具有强烈的殖民色彩.同时,他也介绍西学,对中西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     

关于李提摩太与梁启超关系的探讨

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通过译书、办报等为手段,以西学知识为依托,宣传其基督教思想,这种宗教思想通过康有为而对梁启超产生了间接影响,创办与广学会机关报同名的《万国公报》,并提倡在中国创立“孔教”,成为与西方基督教等量齐观的宗教。1896年以后,梁启超通过与严复、马相伯等人的交往,学习了真正的西学知识,深悟自己以前从康有为处学得的西学知识的肤浅,产生了怀疑与批判,并反对“孔教”。     

李提摩太与一百万赏银

李提摩太认为,中国要富民强国,摆脱近代以来的屈辱境地,必须改革教育,兴办新学,而根据他的筹算,这需要每年至少一百万银两的经费投入.正是因此,他先后于一八八七年和一八九五年两次向清政府提出投入一百万银两或给予一百万赏银的建议,尽管由于清朝官员的短视及其他某些原因,李提摩太两次都未能如愿,但李提摩太的良苦用心和远见卓识还是不能被抹杀的.历史将会记住这位杰出的外国友人,而加诸他身上的各种误解、曲解和谩骂则终将会像乌云一样随风飘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