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随李富春访问苏联

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1956年6月19日—9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访苏联,同苏联政府商谈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中国代表团大概有五十多人,富春同志是团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是副团长,团员中有好多工业部的部长,我记得的有赵尔陆、王鹤寿、     

李富春与八字方针的酝酿形成

<正>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为克服"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困难,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工作"八字方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决策     

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的叶剑英

1967年2月,共和国开国元勋叶剑英和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即“三老四帅”）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强烈不满,借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有所批评之机,在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军委常委会上,围绕“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     

张玺一生的几件大事

张玺,原名王常珍,1912年3月19日生于河北省平乡县东田村一个当辈子发家、当辈子破产的地主家庭。1931年春在邢台河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加入共青团,任四师团支部书记,后任三校团总支书记,从事和领导学生运动。张玺不仅是鲁西、湖西和冀鲁豫未合并前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合并后的冀鲁豫边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49年3月河南省委成立,张玺任副书记,5月接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52年底,张玺调国家计划委员会,先后任专职委员、副主任、常务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协助李富春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抓计委全面工作。1959年1月8日,张玺因癌症去世,时年46岁。     

从内部讲话看大跃进时期的高层情绪

一1958年大跃进运动骤然兴起,从盛到衰历经三年,最终经济后果极为惨重,国家元气大伤,人民死伤累累。翻寻当年领导人在多种场合内部讲话的记录稿,也可从中梳理出大跃进期间高层思想发展的脉络,看出其间癫狂无序、毫无理智的全国性狂热潮流的涌动。1956年时高层对经济发展指标还是持慎重的态度,尤其是毛泽东还是犹豫再三,轻易不说大话。譬如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曾设想十五年内农业增速百分之三百,工业总产值要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的百分之六七十。毛泽东考虑后,不同意计委"提早完成工业化"的提法,认为这样提法是没有根据     

李富春"文革"初期保护团中央

李富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团中央的工作,曾对团中央的问题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我于1966年8月12日,被团中央群众推选为机关"文革"筹委会主任,同团中央临时书记处的负责人一起,曾先后受到李富春8次接见,直接向他汇报工作情况,听取指示.回顾这一段历史,深感李富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关怀爱护共青团和胡耀邦以及团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是站在毛主席、周总理一边,对林彪"四人帮"一伙诬蔑攻击团中央的种种罪行进行斗争的.     

安志文谈高岗

2001年8月22日,在安志文办公室,安志文谈到高岗及其问题,谈话整理如下： 从西北到东北这一段时间我给高岗当秘书,个人关系也不错。东北土改是他主持搞的。我觉得当秘书时间长了,找李富春,希望调出来,下去搞土改。李富春把他的秘书刘家栋给高岗当秘书,我才调出来。赵家棵在高岗事件前后都给高岗当秘书,他最近还给中央写了一个东西,意在给高岗翻案。给我看了。我认为高岗的事解决不了。     

在胡志明家做客

1960年9月,越南民主共和国（1976年南北统一后更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15周年国庆,同时召开越南劳动党代表大会,邀请各社会主义国家及共产党代表列席。中国派出了党政代表团,团长李富春,团员叶剑英、廖承志,我国驻越大使是当然成员。我作为英、法文翻译随团,其实只是备而不用。     

濉阜铁路建设始末追记

在安徽西北部淮北平原上，有一条从濉溪县符夹铁路青龙山车站至阜阳市的二级干线标准铁路——濉阜铁路。这是阜阳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条铁路，它是阜阳和宿县地区几十万群众在1969年至1970年自力更生用9个半月时间修建起来的。老一辈革命家李富春、李先念、李德生、余秋里等对该路的建设倾注了深情。特别是李德生运筹帷幄，精心策划，力排干扰，领导安徽人民办成了这件利在当代、功垂千秋的大好事。     

听阿尔希波夫谈中苏关系

阿尔希波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斯大林任命的在华总顾问,从1950年到1958年在中国工作了8年。我同阿尔希波夫第一次接触是在1955年夏。当时李富春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苏联商谈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阿尔希波夫负责安排李富春和中国代表团的活动。我当时为李富春当翻译,同阿尔希波夫接触较多。特别是有一段时间李富春身体不适,搬到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的别墅休息,阿尔希波夫更是经常去看望,关怀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