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官制度的独特创制

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国家官员。科举制度废除后,孙中山主张在五权宪法的框架之中,由国家设置考试院,主管文官的选拔、任用和考绩。这一创新的理论实践于民国时期。在民国时期,文官考试制度开始运作和完善,其中的特种考试和检定考试是我国的独特创制。文官的任用、考绩、升调、奖惩、抚恤等制度称作文官"铨叙"制度,与文官考试制度相辅相成。文官"铨叙"制度最为规范,也是我国的独特创制。     

抗日战争时期宪政运动若干问题的再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宪政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争取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曾推出过许多研究成果。不过,某些与宪政运动直接相关的问题,似乎或缺乏足够重视,或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对1939年与1943年前后两次宪政运动的实际发起因素、不同的争取重点、获得的有形成果三个方面进行了重新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目前宪政运动研究提出个人认识:第一,最早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实施宪政的提案,并非迄今认为的发起第一次宪政运动的七提案,只是由于七提案合并讨论,方形成共同发起宪政运动的既成事实。第二,第一次宪政运动的成果,虽然包括宪政思想宣传与宪政观念普及,但唯一的有形成果则是体现西方议会模式的“期成宪草”。第三,第二次宪政运动虽与联合政府运动有承继关系,但它不仅独立存在,而且也取得了三项成果,需要给予承认并加以客观评价。这三个问题关系到抗日战争时期宪政运动的完整性,因此也是今后这一研究中需要重视与补充的。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惩治贪腐探析——以黄金提价舞弊案为中心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为了抑制严重通货膨胀,平抑物价,促进财政收支平衡,利用美国提供的5亿美元援助购买黄金,试图通过以抛售黄金、举办黄金存款以及法币折合黄金存款等业务为核心的黄金政策回笼法币。但黄金与法币竞相逐涨使得重庆形成了规模巨大的黄金投机市场,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1945年3月爆发的黄金提价舞弊案即是典型的一例,提前获得内幕消息的官贾竞相购买黄金,利用时间差获取暴利,一时间舆论大哗,蒋介石要求彻查此案,但无论是孔祥熙与宋子文围绕此案的博弈,还是主要涉案人员郭景琨、王绍斋等人背后的较量,都使得案情变得复杂,审判结果也与民众观感大相径庭。透过此案不难看出,抗战后期,尽管国民政府有意对贪腐予以严惩,但面对涉案人员复杂的背景,惩治贪腐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医疗腐败的法律对策

医疗领域的腐败和不正之风依然是老百姓关注的民生热点问题,关系着社会廉洁度的提升和国家廉政文明的形象。在国家"三令五申""重拳打击"医疗腐败的措施之后,收红包、拿回扣、招标腐败等现象仍难以根治。本文对医疗监管失灵的现状进行反思,观察和分析当前医疗行为失范的困境,指出导致行为约束疲软、医德滑坡的根源,从法律的角度,透过法律规范的革新、权利的赋予和责任的分配,重点解决医疗用药权制约乏力、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患者权利救济的空白以及政府监管不当等问题,提出完善法律责任规范体系、加大信息的制度化供给、畅通权利救济渠道以及改善政府权力配置和监督等整治医疗腐败的法律对策。     

领导干部干预案件的问题如何解决

对于法律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建构理性,是可以人为建构的,国家可以通过自己立一个法来建构一种制度;一种是演进理性,说法律是逐步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演进的,社会条件不具备,没演进到这一步,人为地要做,很难。理论上有这个争议,有人主张法律是建构理性,有人主张法律是演进理性。我个人认为是两者的结合。     

《日本投降预定占领计划》两则解读：受降权分割与敌情判断

日本战败投降前夕,盟国政府、军方频繁酝酿磋商处置日本方案,文件《军令部制订日本投降预定占领计划》是此一过程的重要记录。文件拟定中国战区受降权的预想,由于战局急剧变化,这个预想与后来盟军最高统帅部《第1号命令》关于受降权分割有几处差异。该文件对日军投降前夕兵力态势的判断有若干错误,与中国战区对各个战场关注度不同有关.     

民族自治条例的立法变通权探讨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是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的立法权。其法定依据是宪法、立法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中以及法律、法规中具体授权的规定,但其行使受到宪法、立法法等的限制,并且,对自治条例的立法变通权还设置了批准后生效、备案、审查、违法撤销的监督制度。     

古巴比伦婚姻习俗若干问题的再考察

长期以来,法制史家和亚述学家分别依据《汉穆拉比法典》有关婚姻的条款和古巴比伦时期有关婚姻的文献来研究古巴比伦时期的婚姻习俗,然而,他们的研究方法以及某些结论值得商榷。童养媳、婚约、聘金以及离婚权等问题的研究表明,只有将《汉穆拉比法典》有关婚姻的条款与古巴比伦时期的婚姻文献相结合,才能研究古巴比伦时期的婚姻习俗问题。上述问题的研究还表明,古巴比伦妇女在婚姻中处于被动地位,商品经济对婚姻影响很大。     

深圳博物馆藏元代铜权及相关问题探讨

本文通过对深圳博物馆藏的一件铜权铭文的辨析与考释,从而引起了对元代同类"保定路"铜权的关注与探讨,揭示出"保定路"铜权为元代铜权中的一种特殊的铜权,其造型单一,铭文存在专属性。同时,亦探讨了元代铜权的铸造发行机构与使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