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希祖史学略论

朱希祖是我国20世纪前期的一位重要史学家,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中央大学史学系担任系主任多年,为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他继承和发展了章太炎的史学思想,在许多史学领域均具有精深造诣。本文论述了他的史学成就,求真与致用相统一的史学思想以及他的治史特色、治史方法论。     

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的交往与学术

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均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有紧密的关系。在北京大学期间,朱希祖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系主任,傅斯年和朱谦之则是北京大学非常出名的学生。以后,傅斯年、朱谦之、朱希祖先后到中山大学任教,都对中山大学史学系有所贡献。三人当中,二朱在中山大学曾是同事。朱谦之对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有较多的评论,认为傅斯年是“发展式的历史”的第三阶段的第二小阶段的代表人物,既指出了他比文献考证派的优胜之处,又指出了他的局限性。朱希祖与傅斯年在明成祖生母问题上有过争论。这些评论和争鸣,既表现出他们各自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反映出近代学人错综复杂的学术关系。     

论朱希祖与民国《广东通志》的编纂——兼论近代方志转型与学术演进的双重互动

朱希祖作为民国《广东通志》的编纂委员,致力于志料征访、体例创新、篇目革新等工作,其所撰《广东通志略例》表现出求“新”求“变”的旨趣和特色。他与温廷敬因修志理念的分歧所引发的体例之争,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近代方志转型背景下传统方志革旧鼎新的内在要求。而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所倡导的学术研究与方志编修并举的修志模式,不仅推动《广东通志》体例、篇目和内容等的革新,还促使以方志为基础的传统学术研究不断深化和发展,从而形成近代方志转型与学术演进双重互动的历史格局。     

治史理念与学术分野——以明成祖生母问题的争论为中心

围绕明成祖生母问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们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一争论牵涉傅斯年、朱希祖、吴晗、李晋华、王崇武等众多明史研究大家,涵盖治史理念、官私史料价值、史实真伪、学人关系等相关问题,为当时的明史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这一讨论折射出以傅斯年、朱希祖为代表的双方在史料观念与研究视角上的截然异趣。同时,这场学术争论还曾受到傅、朱二人个人矛盾激化的影响。对此问题进行深入考察,有利于加深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演进的认识。     

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史学史是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至40年代初步形成。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产生的学术背景,与“史界革命”、文化史的兴起、通史与专史关系的认识等有密切的联系;梁启超、朱希祖、李大钊、何炳松、柳诒徵等人,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与形成有着开拓性的贡献。     

朱希祖在南明史研究上的成就与贡献

朱希祖于20世纪初期排满革命和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的紧急关头,致力于南明史研究,旨在发挥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以激扬民族大义,挽救民族危亡。他广泛搜集大批南明史籍、整理校勘为善本;在考订方面上,注意考辨诸版本之间的关系,尤重视鉴定伪书、审定作者派系属性,进而鉴定其史料价值与不足;主张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撰成有系统的《南明史》等。这些学术工作不仅整理、保存了大量南明史籍,解决了南明史籍上的众多疑窦,而且为此后的南明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意义和持续影响。虽然他编纂的《南明史》没有成功,但同样留下具有一定价值的学术遗产。     

朦胧的新旧易位:民国初年太炎弟子入职北大与“旧派”之动向——以朱希祖为中心

在民初北大的人事变动中,朱希祖作为正牌章太严弟子先于他人入职,颇充当了排头兵的角色。其入职并未引起旧派人士的强烈反应,旧派众人其后渐次离开北大,与朱希祖并无直接关系,原因亦各自不同,但均对校长何燏时主政下北大未来的趋向怀有背离之感。虽然后来更多太炎门生进入北大,代替桐城派等旧派人士居于核心地位,但以历史的眼光加以评判,此番新旧更替实有"以旧易旧"的意味。这说明在民初数年里,新旧世界虽已有移形换位之势,但"新"、"旧"之间的关系还有些朦胧,其清晰的标准尚在确立与制定之中。     

汗漫诗卷对烟波朱希祖、朱偰父子的人文情怀

有学者曾把高校里的教授分为四种：学问大名气也大的,约1％;学问大名气不大的,约5％;学问不大名气大的,约20％;学问名气都不大的,约70％一80％。如果按这样的分法,那么,朱希祖、朱锲父子在当年绝对是属于第一类,而现在则大概要放在第二类里了。历史有时其实并不公平,     

朱希祖与中国史学

朱希祖在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期间,为史学成为近代意义的学科作出重要的贡献,注意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引入史学研究领域,史学史及史学原理被定为必修课,聘请李大钊、陈翰笙、王桐龄等著名学者执教,培育了一批史学人才。《中国史学通论》是朱希祖研究中国史学的代表作,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立有开拓之功     

请先生加一加新式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是鲁迅先生在1909年引进并推广使用的,当时遭到许多旧文人反对,直到1920年,北洋政府根据胡适、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六名北大教授提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发布55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