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地方视角下西安市软件产业集群的创新效应研究

全球—地方关系为产业创新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基于全球（通道）—本地（蜂鸣）关系视角构建了软件产业集群创新效应研究的理论框架。以西安市软件产业集群为例,采用Stata13定量分析不同尺度创新合作的创新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本地和国际创新合作均对集群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且后者比前者的创新效应更强,说明搭建外部通道对集群创新的必要性;本地与国际创新合作交互对不同规模的软件企业产生的创新效应不同,对小型软件企业存在减法效应,对中型软件企业存在加法效应,对大型软件企业具有乘法效应。建立领先软件企业带动的开放创新系统,是西安市软件产业集群提升创新效应的有效路径。     

古典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所记欧亚陆路交通

根据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结合汉籍文献记载,考辨了9—10世纪自地中海到中国的陆路交通路线。中亚到中国的道路起于呼罗珊的木鹿,中亚地区的布哈拉、撒马尔罕、扎敏、怛逻斯和碎叶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而花剌子模是中亚与东南欧及北欧贸易的中心及货物集散地。     

江西省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研究

区域差异历来是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区域发展理论研究的主要课题。江西省受周边强经济中心的影响,经济区位边缘化趋势明显。近年来江西省突破原来农业大省的发展思路,致力引进发达地区和国外的技术和资金,工业化水平明显提高。目前江西省内部地区差异较1990年明显扩大,而且表现出各地区相对波动较大的特征。本文采用偏离一份额模型,对江西1990-2001年间11年来的发展状况分两个阶段进行分析,探讨江西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空间结构特征,将江西划分为4种发展类型。江西省各地区区位条件的变化是其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的驱动因素。     

地理与社会视野中的民间文化——惠东小岞考察

小岞位于惠东(惠安县东部),为"惠安女"居所。当地的生计方式——"讨海吃"以及聚落形态——"讲风水"体现在海洋、山地、洼地等对比之上;小岞人也通过"拜神明""敬祖先"来实现自我认同。小岞人生活在一个整合了人-人、人-物、人-神等人文关系的体系之中,"惠安女"不是例外。从小岞人和他们的祖先营造及再营造的人文关系体系中,可以看到,被人们视作"缺乏历史动力"的民间文化,自身有着强大的创造力;这一创造力的存在,比标签化的"惠东形象",更应引起政治经济实践者的重视,对其进行研究,也将更有助于更新文化研究的内涵。     

形·色—雕塑的色彩

雕塑艺术的形与色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现当代雕塑形式的多元化发展,使色彩在雕塑当中的作用更加鲜明与重要。     

小学科学与其他学科的跨界合作

正1916年,美国教育家杜威率先提出了学校培养创造型人才的学说。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吉尔福特将创造力概念引入科学研究领域,创造力问题在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吸引了各行各业专家学者的重视和深入研究,创造力研究进入了一个暂新的时代。《小学科学新课程标准》提到近十几年来,世界各国都加大了科学课程改革的力度,注重小学生对周围世界与生俱来的探究兴趣和需要,强调用符合小学生年龄特点的方式学习科学,提倡科学课程贴近小     

晚清至民国时期陕西基督教宣教区研究

功能文化区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区类型,目前在我国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并没有受到重视。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域分布多以形式文化区,或是感觉文化区的形态出现,很少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功能文化区。本文则通过对晚清至民国时期陕西基督教宣教区进行个案研究,指出以功能文化区形式出现的宣教区,其空间结构特征,一方面受制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地域格局,另一方面,则与各差会在陕西发展的历史过程与权力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16—17世纪初华商在东南亚活动的西方文献

本文介绍了作者在西葡两国各图书馆所搜集到的一些有关 16— 17世纪初华商在东南亚活动的西方文献 ,主要包括信函、游记、专书和编年史等。这批资料全部为域外原始资料 ,内容涵盖了华商出海船队之规模、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理布局、华人在当地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宗教习俗等 ,且绝大部分是我国学者所没有使用过的。因此 ,对这批资料加以开发和利用 ,必将大大推进该时期中外关系史和海外华人史的研究。     

18-20世纪人体测量史:理论、研究方法、史料以及最初的结果

男性身高的变化能够反映出俄国人口福利状况的变化。1700—1980年,俄国男性士兵身高资料及与之相应的生活状况和福利评估大体分为9个阶段,人的生活状况提高、降低和稳定阶段分别为150、100和30年,280年间男女的身高分别增加了10—11厘米。每逢战争和激烈改革时期,赋税增加和连年歉收,人口的身高、生活状况和福利无不下降;而每逢战争过后,政策得当,社会稳定,风调雨顺之时,人口的身高、生活状况和福利均提高。总之,18世纪俄国民众的整体生活水平下降,而19—20世纪俄国,特别是1921—1980年苏联时期的人口福利提高。这些结论察前人所未察,发他人所未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