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党争与“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的正式命名始於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主要由黄庭坚门下士与吕希哲门下士组成;该《图》的问世则与当时的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吕本中以此《图》为“江西诗派”树旗扬帜,表现了他以文坛结盟的方式振作文学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更昭示了他在党争中鲜明的政治立场。事实上,“江西”诗人的苇体关系的形成首先以相同的政治倾向为纽带,他们的政治命运与文学地位的升降起伏,也是党争双方的势力彼此消长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江西诗派”首先是由政治上的党争分野而成的一个文人苇体,其次才是文学意义上的一个诗歌流派。     

汉末私谥和曹操碑禁的文化意蕴

东汉中晚期,私谥和立碑形成风气。私谥和碑铭承载着两大文化内涵：朋党义气和清刚贞亮的名士人格。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断立碑,其显性原因是立碑往往劳民伤财,而且有助虚饰之风。其隐性原因一则出于对党人的反感,一是借以打击清流名士的贞亮人格。     

《岳阳楼记》与朋党政治

宋人范仲淹所作的《岳阳楼记》,被目为千古美文,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推崇。它融记事、状景、抒怀、言志于一炉,表达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情愫。篇名称“记”,却只有一段记事,中间几大段却挥毫泼墨般的状景,煞尾笔锋一转道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臆,令全文意境升华至极,非大手笔难成如此佳构。     

唐代官吏赃罪述论

《唐律》中官吏赃罪相当于现代刑法中的贪污、贿赂罪。《唐律》规定了六种赃罪,除强盗和窃盗两种赃罪外,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和坐赃的犯罪主体均为官吏。另外,属于窃盗赃罪范畴的监临主守自盗主体也是官吏。《唐律》对官吏赃罪规定了广泛的范围和严厉的刑罚。惩治官吏犯赃是唐代以法治吏的重点,唐代对官吏犯赃采取从重惩罚政策。由于唐代官吏赃罪的以上特点,使它成为排除异己、打击政敌的有效武器。     

雍正治贪

雍正的父亲康熙大帝是康乾盛世的开创者,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非常杰出。但是,康熙在统治后期,有一种功成名就的满足感,加之因储位问题耗费了大量精力,逐步倦于政务,思想日趋保守。康熙五十年（1711年）三月,他说：“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职此意也。”在这种维持现状的思想指导下,文过饰非,导致社会矛盾越积越多,一些社会弊端越来越严重。除了储位和朋党之争外,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官员贪墨,贿赂公行,国库空虚百姓不堪重负,已经危及到清王朝的长治久安。     

论李绂及雍正朝的朋党整饬

<正>李绂,字巨来,号穆堂,江西抚州府临川县人,清代著名"陆王心学"学者,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李绂学术甚优,仕途却屡经坎坷,起伏骤然。尤其在雍正朝,元年(1723)正月即以带罪之身擢升重用,二年外放为广西巡抚,一跃为封疆     

论“元佑学术”与“元佑叙事”

“元佑学术”不仅体现了北宋蜀学、洛学、朔学三大学派的某些相同的经学思想,而且辐射到了文学、史学、制度等多个文化层面,是元佑党人用来排斥“荆公新学”、废弃熙丰新法的理论依托。绍圣以后,“元佑学术”遭致严厉禁锢,也成了“绍述”新党排斥政敌的一个专门术语。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历史过程中,却以一种过於偏执的认同,以及简单的二分法和柔性叙事的手段,展开了以“元佑学术”为判断标准的历史叙事：并将“元佑学术”视为宋代进入“后三代”的重要标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从“元佑学术”的形成与被禁,到“元佑叙事”的展开,均与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典型地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优劣杂陈、得失参半的政治文化性格。     

胡安国政治思想及其实践略论

胡安国是两宋之际名的经学家、理学家,其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相互影响、相辅相成。他一生不畏权贵．个性鲜明。其政治思想多秉承春秋大义,主张尊王攘夷、尊君抑臣;反对对金和议,关心国家命运;反对朋党,主张树立正常的用人风气;与秦桧一度关系密切,但贤奸迥异,本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