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7世纪在暹罗的葡萄牙人

16世纪,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相继来到暹罗进行商业活动,并寻求建立贸易据点。葡萄牙人是最早到达暹罗的欧洲人。暹罗丰富的物产早为葡萄牙人所瞩目,同时敏锐的葡萄牙人觉察到,暹罗既是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又是中国与南洋贸易航线上的重要国家,这使其成为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中枢。因此,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马六甲后,积极寻求同暹罗建立友好关系,以便能够在这一地区发展贸易、扩大影响。     

暹罗宋卡吴国主考略——一个显赫的海澄籍华侨家族

当今泰国华侨华人以潮汕籍为最。其实,闽南人旅暹并不在潮州人之后,直至清代,仍然可与潮州人相匹敌,其中海澄月港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就此显赫海澄籍旅暹华侨家族略作考述。     

三宝佛公在泰国

刺眼的阳光洒满了泰国大城府fAyutthaya)。一幢幢历史气息浓重的建筑群落，姿态优雅地进入视线，一股属于旧王都独有的忧郁气质，在挥之不去的燥热中，和缓地在城区四周漫溢开来。1999年，郑和首次出使暹罗的591年后。距海仅百来公里的大城府，坐落在三条河的环绕交汇处；     

暹罗与象同行

对萧玮来说,与象同行的16天不是一段苦行僧式的孤独旅程。而是犹如旅行中的马戏团那样热闹。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和五只大象一起,丈量了一遍泰国中部的土地。一路上,他们拍电影、做游戏、冥想、募捐……不停有人加入到他们中间走上一殷。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于脆弱气候和恶化环境的足够关注。     

跨国史视野下中国废除治外法权的历程(1919-1931)

殖民帝国在半殖民地国家的治外法权是近代的国际性现象。通过外交官与外国顾问等群体建构的信息传播路径,包括中国在内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解决法权问题时,得以吸纳其他国家的经验。近代中国首先了解、采行日本的办法,即在5年内改革法律及司法,然后取消治外法权,但未能藉此废除治外法权。通过法国顾问宝道等人的引介,北京政府一度试图采取暹罗的办法收回上海会审公廨,进而解决法权问题,亦未成功。20世纪20年代,同为"病夫"的土耳其的成功激励了国人,国民政府取法土耳其以取消治外法权,但因缺乏稳固的中央政府等因素,在列强反对后,只能提出折衷土耳其与暹罗办法的方案。     

17-19世纪中叶暹罗对外贸易中的华人

选择17至19世纪中叶暹罗对外贸易中的华人作为研究对象,分不同阶段,对其在暹罗的对外贸易活动进行了描述,对暹罗华人在暹罗对外贸易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了探讨。由此得出结论,华人在暹罗对外贸易中,利用其自身优势,逐渐成为主要参与者和经营者。他们通过对外贸易活动,发展了自己的商业,积累了财富,同时满足了暹罗王室对海外贸易的需求,享受到国王赐与的特权,为其在暹罗事业的发展打下基础。     

郑和永乐元年奉使暹罗国事考辨

自从1905年粱启超先生发表《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伫一文后,百年来中外学术界对郑和事迹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研究中也存在着不足之处,有些重大问题尚待廓清。关于郑和永乐元年（1403）是否奉使暹罗国的问题,学术界争论较大。见仁见智,至今莫衷一是。此事关系重大。本文欲再考辨之,以就教于方家。林松《试论郑和出使暹罗及明皇朝与遏罗国的友好往来》和潘群《试论郑和使日问题初探》州等文,根据《敕封天后志》、《海底簿》与《宁波温州平阳石矿流水表》等史料的记载,认为郑和被任命为正使太监统率庞大船队下西洋之前,在永乐元年就曾经奉命出使过遇罗国。台湾徐玉虎《郑和永乐元年奉使遏罗国之商榷）删一文不同意此说,认为其所据史料均非第一手史料或官修正史,存在着误记的可能,难以令人信服。徐先生还提出两条反证理由：其一,根据云南《郑和家谱》记载,郑和赐姓与任内官监太监均在永乐二年（1404）正月初一。永乐元年郑和尚未姓郑;其二。《明实录》、《明史》等官修正史,均未记载郑和永乐元年奉使暹罗国事。这两条反证理由看似有理有据,又牵涉出郑和赐姓与任内官监太监等重大问题,事实上是经不起推敲的。     

明清时期华人向暹罗的移民

15世纪初,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居民开始移居暹罗。到20世纪初,华人移居暹罗的规模越来越大,逐渐形成历史上华人向暹罗移民的高潮。不少华人与暹罗妇女通婚,定居于此,并遵从暹罗的习俗、文化,逐渐被暹罗人同化。     

《东西洋考》暹罗名胜西塔考——再驳詹夫·威否定郑和的一条论据

2005年11月25日在曼谷举行了一个学术座谈会,主题是庆祝中泰建交三十周年和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若干名流学者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其中一人是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詹夫·威（Geoff Wade）博士,他讲的题目是：“重新评价郑和下西洋”。[第一段]     

再论泰国免于沦为殖民地的原因

近代以来,东南亚广大地区纷纷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泰国则是东南亚地区惟一免于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国内外学者对这一特例进行了较多的分析探讨.本文评述了前人提出的几种原因,在此基础上,又从国际格局、东亚秩序、国际交往规则、殖民性质与殖民政策等新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考察,并分析了这些原因在泰国不同时期各自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