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名海外的克拉克瓷

克拉克瓷（Karrack）是一种曾经风行国外的中国外销瓷，国内罕见收藏。知之者甚少。明嘉靖、万历年间至清初海禁期间（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克拉克瓷于平和县大山深处出世，“坐船”顺九龙江西溪支流花山溪向东直抵月港．漂洋过海．将东方大国的古代文明播撒至世界各地。     

黄河故道的形成及其文化遗产

<正>一.黄河下游河道的历史变迁据史料记载与《黄河志》的统计,历史上,黄河决口泛滥约1500次,其中较大的改道二三十次,重大改道有六次。第一次重大改道:在上古时期,黄河在下游"播为九河",分多股入渤海。春秋战国至西汉末黄河一直保持一定河形,史称为"大河故渎",或"王莽河""王莽故渎"。战国中期黄河下游大规模筑堤固定下来的河道汉志河,结束了多股分流局面。汉志河走向:古宿胥口(今河南浚县)-今濮阳西南—今馆陶县东北-     

《东方杂志》关于晚清小学施行强迫教育举措的记述

晚清教育以小学教育为最要,小学教育又以如何普及最为关切,议论最多。新旧驳杂之际,如何在困难重重之下广泛兴办小学,有识之士纷纷建言献策,多为社会转型时期的权宜之计。然而热忱不减,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希望达到实现普及义务教育的宏愿。     

家族视域下的曾国藩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尽人皆知的重要人物,其生平事业,功过是非,史有明文,不烦缕述。然而在很多时候,正史的记载似乎都有些硬冷,缺少一种温情与温度。在时光早已洗褪硝烟的今日,我不止一次地阅读正史中关于曾国藩的记载,遗憾的是,我对于曾国藩形象的认识,不是更加清晰,而是更加模糊了。在"誉之则为圣相,贬之则为民贼"的两极评价中,我分不清哪一个曾国藩更为真实。赞誉曾国藩的人把他奉若神圣,贬斥者则诋毁其为妖魔,在这两极之间,有     

关于重现的陈侯壶

<正>陈侯壶是东周时期的一件青铜重器(封二∶1、2),早年著录于古董商卢芹斋1924年出版的图录~([1]),并为《商周彝器通考》等著作所引用~([2]),其后再无新的信息出现。2012年9月,陈侯壶重现于纽约苏富比秋季拍卖会[3]。拍卖展览中可以近距离检视此壶,因此观察到此壶的一些重要的形制特征,现介绍如下。根据卢芹斋图录,陈侯壶高46.5、口径22、腹围110厘米。此壶器盖已失,但器体在视觉上仍然高大、厚重,这缘于壶的体量较大、器壁较厚,同时壶的圆体较粗,使长颈及扁垂的腹部具有较强的横向张力。壶颈侧设一对兽首衔环耳,颈部到圈足饰五周龙纹构成的蟠螭纹。     

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1发掘简报

夏饷铺鄂国墓地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新店乡,2012年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发现发掘。M1处于墓地西部,虽遭破坏但仍出土了重要的随葬器物,铜、玉、漆木器等共45件,其中铜器31件。根据随葬器物形制特征及组合关系、青铜礼器铭文等判断,该墓为鄂侯夫人墓,年代为春秋早期晚段。M1为研究两周时期鄂国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是铜瓦厢改道后最大的一次黄河水灾。对于此次水灾期间的赈灾事务,学界以往甚少注意。实际上,此时以江南绅商为主体的民间力量自发组织动员的义赈活动,不仅承担了此次赈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作,而且是整个晚清义赈机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其实践逻辑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此前关于地方史研究取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反思。     

晚清军事现代化的历史成败

在西方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晚清政府被动地开启了军事现代化的闸门,但由于当时条件的局限,晚清军事现代化迟迟难入正轨。但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对西方一些现代性因素的合理引进,对整个国家进行了一次早期现代化启蒙,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晚清怪杰辜鸿铭逸闻轶事

辜鸿铭是一代奇人,是晚清及民国时候享有国际声誉的极少数中国人之一。1857年生于马来西亚,祖籍厦门同安。他从小就接受西方教育,曾被一对英国夫妇收为义子。他13岁即赴欧洲求学,10余年中游学于英、法、德、意诸国。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获文学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