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学对清代地方志的影响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它是记载某一区域在一段时期内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沿革等方面的著作,它源于两汉的地记,经历了隋唐的图经、南宋的定型地方志,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在地方志几千年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时代性,即地方志能够比较及时准确地记录某一时期社会的发展变化,从地方志演变的角度,也可以说是某一时期社会的发展变化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地方志.     

明清江西方志灾害记述及价值

记述灾害的明清江西方志种类多,包括通志、府州志、县志等。方志数量清代较明代增多;方志篇目一般附于其他门类下或独设门类,趋于稳定;记述时间范围不统一,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期;灾害条目增多,蕴含的灾害要素丰富;灾害种类包括气象灾害、地质灾害、生物灾害及引发的次生灾害等;记述灾害的格式主要有6种。此外,明清江西方志在“水利”“恤政”“蠲免”“仓储”“赋税”“户口”“宦绩”“名臣”“义民”“孝友”“方技”“艺文”等类目下也记述与灾害有关的信息。明清江西方志记述灾害,具有较大的价值。     

试论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体系架构

本文在全面梳理监测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预防性保护关系的基础上,根据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的特征,论述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的层级和体系建构,并全面探讨了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的技术实施体系、监测指标体系、数据管理平台体系和执行保障体系的关系和具体内容。     

乡党政治、士人心态与历史人物书写——以明清史传中的李至刚为中心

历史人物书写往往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政治环境以及多样心态主导下形成的主观表达。传统时代,人物事迹被置于道德框架之下书写,人物评价及其形象被特定时代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心态所塑造。明清史传对永乐初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的书写,则是其中的典型个案。明人杨士奇所撰的《解缙墓碣铭》和《李至刚墓表》是后世史传中李至刚书写的祖本,李至刚“蒙垢简牍”的故事不断被复制、传播和再创造,最终影响到清代官修《明史》的道德性书写。这一案例呈现了个体书写如何影响集体书写的过程。究其原因,这可能是明代中前期杨士奇长期秉政,并以其政治声望、文化影响进而掌握社会舆论和话语权的反映,也是明代史家反思和批判永乐朝史事、明代中后期现实的心态折射。     

正定吴赞周旧宅发现铜器窖藏

1991年,正定建筑公司在正定县西南街元件厂分厂挖灰坑时发现一处铜器窖藏,出土佛教造像及用品22件,年代多为明代,个别为清代,包括3件明代漆金铜释迦牟尼佛像及明代漆金铜文殊菩萨像、明代漆金铜普贤菩萨像等。此处原为日伪时期伪河北省省长、伪河北省警备司令吴赞周的旧宅,分析这批铜器应为其家族供养或收藏。本文分别对这批铜器做了详细介绍。     

《东方杂志》关于晚清小学施行强迫教育举措的记述

晚清教育以小学教育为最要,小学教育又以如何普及最为关切,议论最多。新旧驳杂之际,如何在困难重重之下广泛兴办小学,有识之士纷纷建言献策,多为社会转型时期的权宜之计。然而热忱不减,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希望达到实现普及义务教育的宏愿。     

家族视域下的曾国藩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尽人皆知的重要人物,其生平事业,功过是非,史有明文,不烦缕述。然而在很多时候,正史的记载似乎都有些硬冷,缺少一种温情与温度。在时光早已洗褪硝烟的今日,我不止一次地阅读正史中关于曾国藩的记载,遗憾的是,我对于曾国藩形象的认识,不是更加清晰,而是更加模糊了。在"誉之则为圣相,贬之则为民贼"的两极评价中,我分不清哪一个曾国藩更为真实。赞誉曾国藩的人把他奉若神圣,贬斥者则诋毁其为妖魔,在这两极之间,有     

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习近平在福建保护文化遗产纪事

"一片福州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每一天,位于福州市中心的三坊七巷都是人潮如织。徜徉在幽深的坊间巷里,人们沉醉于"明清建筑博物馆"雕梁画栋的精美绝伦,惊叹于这里走出了林则徐、严复、沈葆桢、陈宝琛、林觉民、冰心等灿若繁星的风流人物当人们在感悟着福州厚重的历史、感喟于"海滨邹鲁"悠久灿烂的文化时,不一定会想     

明清石刻刻工辑补(一)

关于明清时期石刻刻工的辑录,曾毅公和程章灿在其学术著作中已收录较多,但仍有遗漏,笔者依据《三晋石刻大全忻州市宁武县卷》对明清时期的刻工予以辑补。     

云间往哲 南京博物院藏徐璋《松江邦彦画像册》特展综述

2014年12月,南京博物院历代绘画陈列馆推出新的专题陈列展览:"云间往哲——南京博物院藏徐璋《松江邦彦画像册》特展"。此展览是继1937年7月于江湾上海市博物馆举办的"上海文献展览会"展览后又一次推出的重要的专题展览,将原藏于上海松江博物馆的徐璋《松江邦彦画像册》一齐集中展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