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方志的“续修”与“重修”

历史不外乎世代的交替，方志作为记述地方各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每隔一段时间必须续修，才能保证各地历史记载的延续性，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如何续修方志，尚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这里仅就历史上方志的“续修”与“重修”的一些问题略作阐述，以供今天续志借鉴参考，不当之处尚祈方家不吝赐教。     

《明史》《明世宗实录》所载田汝成历官勘误

《明史》和《明世宗实录》对著名文学家田汝成所任官职的记载均存在讹误,并被后世史籍和当今流传甚广的数种文史工具书所承袭。文章依据新出墓志文献和明人文集、方志等史料,勘正了正史对田汝成官职的错误记载。     

毛泽东与“新疆大发展”

和平解放后的新疆并不平静。毛泽东对于新疆局势的稳定,以及之后的经济建设和长治久安十分关注。毛主席为何关注新疆?首先,新疆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政权设立西域都护府,新疆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省;1949年,新疆在党的努力下和平解放,并在1955年10月日被新中国设立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被“局外中立”遮蔽的历史: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筹议

清政府的日俄战争善后,不仅涉及主权恢复与利益挽回,更与东北边圉安全以及“龙兴之地”的未来命运息息相关,清廷上下极为重视,对战争善后的筹议与“局外中立”平行展开.从战事爆发到两国议和,内外臣工数次集中讨论日俄局势因应之策与战后东北经营方略,有针对性地提出调停争端、严守中立、加强边防、改制行省、推行新政、开埠通商以及联日抗俄等涉及内政外交的多项建议,基本确定了战争善后的总体框架,拉开了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的序幕并为之奠定基础.梳理这一过程,可见清政府应对两国战和局势、处理战争善后的心路历程,有利于把握战争善后事务的基本脉络及各项举措之间的内在联系,且对于清末新政研究不无裨益.     

利用档案资料研究地方史和地方志

<正>利用档案资料研究地方史和地方志,可使其研究成果更准确,研究方法更便捷。档案分历史档案、文书档案、专业档案等等。近年来比较重视口碑档案的采集和整理工作,即把历代没有文字记载口口相传的历史事件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通过加工整理传承下去。在我们绥芬河的地方史中就存在着这种情况。     

从公使驻京看19世纪中叶清政府的对外认知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终于实现公使驻京的目的。公使驻京的实现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折射出晚清外交的屈辱历程,也反映了清政府对外认知的被动、迟缓和顽冥不化。     

明前期“相对宽松”的筑城政策探论——以湖广地区为例

洪武年间,湖广各府级中心城治、西南少数民族等"寇乱"为患地区率皆设立卫所、筑城守御,并辅以巡检司、土司等多重防御力量。在其障护之下,腹里州县安全无虞,实无修固城防之必要。自洪武朝以至宣德朝,湖广地区修筑、维护城池主要限于驻军各地,对于其他众多普通州县并未从严要求,各地不修城的情形相当普遍。正是洪武朝奠定的颇为严密的区域安全防御体系保障了地方安定,为明前期实行这种相对宽松的筑城政策创造了条件。一些学者所谓明代"一贯积极、严厉的"筑城政策似乎并不完全切合明前期的实际。     

《明长城时代的开启——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长城修筑研究》出版

<正>赵现海著《明长城时代的开启——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长城修筑研究》一书于2014年6月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正文7章,加导言、结论,计56.3万字,是继其《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之后,关涉长城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该书对16世纪以来长城在中国、西方世界、东亚世界的不同形象与研究状况进行了详尽梳理,     

明代士大夫的民生思想及其政治实践——以《明经世文编》为中心

明朝官员的奏疏中,多有建议"民生"的内容,常使用"国计民生"一词,还以"吏治民生"讨论问题,反映出"民生"问题具有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性质。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以使民生顺遂为归宿,这一观念渗透到国家统治的模式当中,成为君德、官箴的要求。民生与国计一体两面,国家与社会为紧密相连的互动关系。吏治与民生的关系要求官员当官为民、造福一方。     

瑞象重明 雷峰塔文物陈列精品赏析

十世纪初,唐王朝分崩离析。从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篡唐至北宋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代周,半个多世纪中,南北再次分裂,中原北方地区兵革重兴,梁、唐、晋、汉、周五代走马灯般更替,国祚短促。与此同时,在南方及山西地区,出现了十个独立政权,或称帝,或建国。吴越国便是这一时期东南沿海地区极为重要的地方政权,杭州临安人钱镠创立,唐乾宁三年(896年)统一两浙,领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