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尚桥墓地唐代墓葬发掘简报

2012-2013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浙江宁波奉化尚桥科技工业园物流中心建设地块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其中清理唐代墓葬19座,出土有"大中二年""大中元祀""唐明州"等字样的铭文砖,为研究区域内唐代丧葬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     

明州与日本的书画交流

明州地处东海之滨,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合处,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明州与日本“一衣带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延绵不断,是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宁波古代城市发展中的"小溪"问题

"小溪"问题是研究宁波古代城市发展演变的关键所在.根据部分方志记载,宋时小溪镇曾经设有句章、鄞州、鄮县、明州等多座州、县治所.然而,从唐代以前史料、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三个层面分析,该地历史上并未设置过任何县级以上的治所,东晋末年迁移后的句章县治(包括隋代开皇九年即589年并句章、鄞、鄮、余姚四县为一县的句章县治)和唐代武德四年设立的鄞州州治、武德八年设立的鄮县县治、开元二十六年设立的明州州治应该都在今天的宁波城区三江口一带,与"小溪"之地没有任何关涉.     

晚唐至宋初明州城市的发展与对外陶瓷贸易刍议

明州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近些年来,宁波的城市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新材料不断更新着我们对明州城市发展和东南地区沿海对外贸易的认识,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早期明州城市的发展和相关的对外陶瓷贸易状况提供了新机遇。本文即试图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比较晚唐至宋初明州及其周边城市的状况,以明确明州在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通过对海外出水的海量越窑瓷器的分析,重构和反思对外陶瓷贸易与明州城市发展的关系。     

南宋明州砂岸买扑制与沿海社会秩序的重构

砂岸买扑制是南宋中后期明州地方政府为应对财政困境,将买扑制度引入海物采捕场域的一种新机制。地方权势之家以买扑的方式取得明州砂岸承租之权,随即以垄断之势向使用砂岸的民众征收赋税,并随意扩大征税范围,进而任意干涉地方事务,破坏了明州沿海的社会秩序。为此,宋廷、明州地方政府皆有罢砂岸买扑制之举,并据此重构沿海社会秩序,但均遭到赖砂岸租维持日常用度诸司的阻扰,以及私占、承佃砂岸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抗争。由砂岸买扑制引起的沿海社会秩序破坏活动,终南宋一代未能得到消除。     

宋代明州地方官制述略——以地方志文本记载为中心

宋代明州属上州、节度州,南宋宁宗后又升为“府”,地方长官有节度使判、知州(府)之称,地方长官的称谓又因职官制度的改革和行政地位的提升而有所变化;明州由于其濒海的地理特征,重要的战略地位,曾于此设立沿海制置使司和市舶司等机构,其长官一般由知州兼任。     

唐宋时期明州港对外陶瓷贸易发展及贸易模式新观察——爪哇海域沉船资料的新启示

本文通过对爪哇海域黑石号、印坦号、井里汶号三艘唐至北宋时期的沉船资料的分析,结合宁波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以及明州港与东南亚、东亚诸国的贸易材料,我们得以对唐宋明州港对外陶瓷贸易的发展及贸易模式有所了解:8世纪晚期开始,明州作为越窑的启运港,是扬州港对外贸易的附属港口;9世纪晚期,明州作为越窑产品的主要外销港口,直接面向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诸国。明州港和东南亚的贸易模式是与室利佛逝巨港间的转口贸易,其主要商品即越窑瓷器。这种贸易方式保持着一种连续和稳定的状态。而发现于西亚、中东的越窑产品,主要是从巨港运出而非明州港。而在跨越印度洋贸易的过程中,伊斯兰商人作为一股重要力量,不但参与海上贸易过程,还可能通过订货的方式影响到包括长沙窑、越窑等瓷窑产品生产的面貌。     

试论明州本《集韵》在《集韵》收字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集韵》所收之字,其《韵例》原载5352 5字,这一数据不确.《集韵》版本不同,收字数目也略有差异.诸本之中,明州本收字最为完备精确,为5 3872字,比原载字数多出347个.故《集韵》的实收字数当以明州本为据.又,《集韵》4486个音切中,有29个音切下所载的收字数与实际收字在不同版本间存在着差异.计数出现差异的原因,大部分是传播翻刻过程中所出现的讹混,亦有部分为属统计错误.     

技术情境中的国家礼制与地方神明崇拜

北宋时期“神舟”远航高丽的盛况两度出现,这不仅在宋廷企图恢复朝贡秩序的实践中展现了明州高超的造船技术,也使得明州地区的海神崇拜走向“标准化”。“神舟”出使归来后,明州的船舶生产、神明崇拜在技术与制度的语境中保持关联、互动。国家通过持续褒封神明的方式将地方信仰文化纳入国家体系,增强了文化认同感和社会稳定性;在新的技术情境中,明州地方以神明崇拜为媒介贴近国家正统,由此形成的不同于官方崇奉秩序的地方神明崇拜展现了独特的社会文化情景。     

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繁荥时期广州、明州（宁波）、泉州三大港口发展之比较研究

自西汉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以来,在我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先后出现了十余个与“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关系密切的大小港口。这些港口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历经兴衰与更迭,至宋元时期,最终形成了广州、明州(宁波)、泉州三大贸易枢纽港。这三大港口不仅是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最主要起迄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