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至汉代宗庙形制的转变

据考古发现,周代宗庙整体坐北向南,院落内建筑呈“品”字形分布,其中主体建筑多为前朝后寝的“凹”字形,院落南墙正中有门塾,东、西墙或留侧门。西汉至新莽时期,宗庙整体平面为四向“回”字形,院落围墙四面各辟一门,中心建筑为四堂八个共一太室,其四面各开三门,有强烈的四时、五行色彩。从宗庙乐舞、月游衣冠礼制看,西汉诸帝庙形制基本相同,且袭自秦代。秦二世元年的宗庙改革是周至汉代宗庙形制转变的节点,礼县四角坪遗址反映了秦代祠庙类礼制建筑的结构布局。秦始皇所建极庙本为明堂,二世元年将其性质改为始皇庙,其形制又被汉庙继承,遂使秦代西汉宗庙具有一种“明堂式”风格。极庙的设计当以《吕氏春秋·十二纪》为蓝本,后者吸收、整合了战国时列国的月令明堂思想。     

黑水城出土6539号西夏文《明堂灸经》考释

本文首次公布了俄藏黑水城出土6539号的录文、释读及汉译文,认为此编号的西夏文文献为《天医取师疗病吉日》《四季人神不宜灸》内容,主要记录灸疗时的诸多禁忌,其依据的底本与《太平圣惠方》卷一百有密切关系。从黑水城现存的其他针灸文献来看,北宋官修医书《太平圣惠方》可能在西夏境内流传。     

圆明园新证——万方安和考

万方安和是清代皇家离宫圆明园中独具特色的园林景建筑之一,其主题以万字房为重心,十字亭为结点,一字长楼山高水长为回应,形成山环水聚、万年如意的园林宫殿形局。其经营意象援引佛教宇宙图式、兼及禅宗沩仰宗风"圆相"奥旨,同时溯源汉地明堂,既是对"圆明主题"的进一步深化,又是雍正皇权极度膨胀在造园理念方面的突出表现。     

论两汉时期太学与辟雍、明堂的关系

太学是"礼义之宫",辟雍、明堂是行礼之所。它们之间的关系,自汉武帝设立太学以来,一直模糊难辨。本文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对这个问题初步探讨,认为在西汉前中期,太学可能与辟雍逐渐分途而就于明堂处;到东汉时期,太学、辟雍、明堂已经分工明确了。三者分工明确是教育逐渐由礼制独立出来的反映,也是太学规模扩大的直接结果,但汉代太学并没有脱离礼制的窠臼,完全独立为一个纯正的知识教育机构。     

壮族革命名将黄明堂的传奇人生

“倒清反帝仰明堂,革命先贤出壮乡。维护逸仙情激奋,铲除逆贼气昂扬。南关起义人常赞,河口兴师世不忘。最是德高能拒贿,丰功伟绩永流芳。”这是陈富兴先生赞黄明堂将军的一首七律。这黄明堂是谁？何方人氏？有甚功绩？[第一段]     

宇文恺承前启后的明堂方案——宇文恺一千四百周年忌辰纪念

今年是宇文恺逝世一千四百周年,对他当年考证并完成的明堂方案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原状推测研究,现在我把个人的推测分析与评价发表在这里作为对他的纪念,并请教专家的指正。一御用建筑大师宇文恺宇文恺是鲜卑族人,西魏恭帝二年(555年)生,隋大业八年(612年)卒,享年58岁。2012年正是他逝世的一千四百周年。宇文恺原籍昌黎大棘,迁居夏州(今陕西靖边)。其父宇文贵为北魏大臣,后为北周的功     

南京发现南朝“明堂”砖及其学术意义初探

最新披露南京新发现的南朝刘宋“大明五年明堂壁”铭文砖等一批实物资料,并阐述了这批资料对研究南朝时期都城重要礼制建筑“明堂”的建造历史及其对研究六朝都城布局的重要学术意义。     

“天室”应是以祖配天的明堂庙室

最近,为研究需要,笔拜读了蔡运章先生《甲骨金与古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周初金与武王定都洛邑》一。中蔡运章先生驳斥了省外学刘晓东、杨宽、孙作云、于省吾和陈梦家等先生将西周武王时期制作的青铜器天亡簋铭“‘天室’释为明堂”的观点①,将武王同四方诸侯一起殷祀显考王的“天室”译释为远离成周的太室山（亦称嵩山）。此后,我省有些学也跟着这样解释②。笔通过对《周礼》、《礼记》、《白虎通疏证》等古籍的学习和研究,认为蔡先生将“天室”释为太室山是不正确的。正因为蔡先生所说“天亡簋铭和《度邑解》中的‘天室’一词,是正确理解武王定宅典礼活动的关键”,所以,笔即认为很有必要将“天室”一词的真实含义讨论清楚。     

话说“南明堂”

时间能够具备形态，是因为人们对这片土地拥有着美好的记忆。南明堂，不光是一座公共标志性建筑，还成为了南明河围绕着的观风台西部区域的地名。如今此堂早已不复存在，但名字却依然使用至今。历史的印记已经模糊，但总有人会梳理出记忆中的旧事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