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好太王碑早期墨本的新发现——对1884年潘祖荫藏本的初步调查

高句丽好太王碑立碑于晋义熙十年(公元4 14年) ,其碑文是研究我国东北地区古代史和东北亚古代史的重要史料。多年来,有关此碑的研究一直是东北亚地区中、日、韩、朝各国古代史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笔者最近在北京新发现了一种好太王碑早期墨本,经初步研究,确认此本即是1884年苏州文人李鸿裔赠给清光绪朝工部尚书潘祖荫的早期摹拓本。该本是目前已知有年次记录的最早的好太王碑墨本。该本上所附四份题跋还为今天的好太王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信息。     

江西明代藩王墓考古收获

明代分封在江西境内的藩王,其爵位世代传袭。本文介绍了对其中部分藩王墓地的考古发掘及出土文物的情况。     

梁庄王墓出土文物赏析之三——明梁庄王墓瓷器辨识

明代梁庄王墓随葬的瓷器共8件（套），除3件出自墓葬的前室外，余皆出自其后室。根据它们的出土位置和纹饰，其中7件（套）属于王的随葬品，汉1件（套）属于王妃的随葬品。     

方志视野下的明清上海地区疫情研究

梳理上海地方志特别是旧志关于明清时期疫情的资料,分析明清上海地区疫情特征,发现明清上海地区平均7年就有1次疫情,多在夏秋之交;这一地区疫情重心有从华亭县—上海县区域向上海县—嘉定县区域迁移的趋势;疫情烈度总体较高,以“大疫”为主;病种记载较少,见载的病种以霍乱和红痧为主;上海地区疫情常与他灾害并发。从江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来看,则可以发现上海地区疫情特点与全国和江南地区相呼应,但在清代末期,由于人口和经济重心迁移至从府城华亭县(包括娄县)迁移至上海县,疫情重心也随之转移到上海县。     

《诗经图史合考》作者考辨

旧题钟惺所作的《诗经图史合考》是晚明时期掇拾诸家注解,杂考《诗经》名物的著作,亦是科举生态下的《诗》类应试之书。清代以来围绕其作者及真伪,形成了“钟惺说”“质疑钟惺说”两大派,而以前者为主流。梳理清代吴骞增补的《千顷堂书目》和以《四库全书总目》等为主的清代官方目录,辨析《诗经图史合考》“钟惺说”的来源和诸家之说中需要进一步考证之处。结合拥万堂书坊标榜名人、剽剥他书等商业化出版特点,考察《诗经图史合考》与托名蔡清《四书图史合考》、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在编法体例与内容上的承袭关系,从而证实《诗经图史合考》是拥万堂书坊托名钟惺的伪作,并进一步探讨晚明《诗》学与商业出版和科举文化的互动关系。     

论西晋《辟雍碑》所见的太学诸生

民国时期出土的西晋咸宁四年《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对于进一步探讨西晋时期太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出现了礼生、弟子、门人、寄学、散生、都讲等太学诸生的称谓,丰富了对于太学诸生群体的认识。通过对姓名、籍贯等信息的统计,可以看出西晋太学诸生的构成呈现出身份庞杂、来源广泛的特点。对比传世文献,碑刻中所列的太学诸生情况可以加深对太学、囯子学二学并立、太学兴衰的理解。     

王审琦铁券与“杯酒释兵权”“太祖誓碑”新解

王审琦铁券与“杯酒释兵权”“太祖誓碑”等宋初重大政治疑案有着内在的关联。表面上看,太祖三言两语就让开国武将元勋们放弃了禁军统领权。实际上,太祖是以法外政治特权及其象征——铁券赎买了他们的军权。作为连锁反应,太祖又以“誓碑”的方式安抚了其他开国功臣。三件事情不仅在时间上非常接近,而且在逻辑上构成了太祖解决开国功勋震主问题层层递进的序列。“誓碑”原本内容只有“誓不诛大臣”,其中“大臣”仅指二品以上高级官员。宦官或言官被纳入“誓碑”,纯粹是曹勋误传和妄改的结果。士大夫站在自身立场不约而同地选择相信“誓不诛大臣、言官”,并对其不断地演义、改造,最终形成了符合士大夫群体利益的“誓碑”。     

论明代宝钞行用中的“喜新厌旧”现象

“大明宝钞”是明朝政府发行的唯一纸币,行用中却出现了民众厌弃旧钞的现象。此现象是宝钞不同时期主要问题的外在表现。宝钞发行初期,因元末币制大乱给民众留下了旧钞容易被折价的印象,宝钞尚未完全取得民众信任,因此细微的钞样调整就引发了民众拿尚能使用的旧钞来在京行用库倒钞的行为。政府随即广开在外行用库,该措施反而使制度冲突导致的“制度逆变”被暴露,加剧了倒钞现象。宝钞贬值时,商贾为规避处罚,以折价或拒收旧钞的方式来达到收取其他更稳定的通货的目的。宝钞被排挤出市场后,势要之家、铺户、收钞官吏相互勾结,通过拒收旧钞的方式迫使民众纳银。明廷的应对暴露了其在危机研判、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上的不足。     

试论甘肃泾川北魏佛教造像的地方风格——以细密衣纹造像为例

2020年,甘肃泾川新发现3件北朝造像碑,造像大量装饰细密衣纹。细密衣纹是陕西关中地区及其附近以及甘肃东部地区佛教石刻造像的地方风格,泾川县有10件细密衣纹造像,其中4件纪年明确,结合附近地区发现的该类纪年造像,能够建立年代学框架,依据造像形制、造像题材和特征可将这批造像分为三期。     

张廷芳家族的礼仪实践：明初泉州儒学的社会史考察

14世纪下半叶,伴随元明易代而起的“重建礼制”运动,深刻影响了近世中国文化。欲了解此过程,除关注王朝的顶层设计外,还应从地方社会自身的逻辑出发理解明初礼俗改革。通过张廷芳家族祭礼改革,可以看到彼时泉州儒学的民间实践,它们与官方推崇和推行的理念不完全一致,其实质是使用本地儒学传统来凝聚乡族联盟成员的认同。从宋元到明清,泉州经历了从“文化多元”向“文化霸权”时代的转变。不过,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在泉州的命运不是一个线性的“儒”进“佛”退的过程,泉州的“文化多元”始终以它特定的方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