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士子时文阅读初探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的明代,时文作为科举士子的必修课已逐渐成为官方取士最重要的文体。时文阅读由明初的明令禁止到明中期的普及化、群体化发展,最后到明末的士子"非举业不览",每一阶段都与科举制度、出版业发展息息相关、互为影响。时文因其特殊的政治属性而备受关注,在明代拥有最大的阅读群体,士子因切磋揣摩时文写作而结成文社,文社规模的发展壮大也对科举取士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时文阅读逐渐将经典的神圣阅读带向了工具性阅读,阅读的工具属性带动了明代出版业的兴盛发展,坊刻、私刻时文刊本的充盈不仅满足了应举士子的阅读需求,为其提供应试捷径,同时还将时文的文学地位大幅度提升,赋予了时文阅读更多的文化属性和内涵。时文的读者、作者、出版者在彼此独立的同时,角色随时可以互相转换,可以说,明代时文阅读活动中的士子承载着多重身份,这种特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代士人复杂的心态和价值观。     

也谈开罗会议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兼与时殷弘和陶文钊同志商榷

1995年《历史研究》发表了时殷弘和陶文钊关于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的两篇争鸣性文章。笔者认为,时殷弘和陶文钊两位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时文和陶文)虽然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点,将太平洋战争时期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但仍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笔者在此提出,并加以评析,以就教于同仁。     

品尝寂寞——读李亦园《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的注意力在当时文学的批评方面,偶然间读到了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的《信仰与文化》一书,顿时在我眼前展开了一片新的天地——文化研究,但老实说,并没有多么深刻的学理上的感受与启悟。后来,我以民俗生活和原始艺术研究为切入点,逐渐把注意力转到了文化研究上。     

黄遵宪的对联艺术

对联是汉语特有的体形式,可谓最精炼的诗歌。写对联既是撰写古典诗词的基本功,也可独立显示自身的才情。旧时人,没有不会撰联的,作为清末名的诗人,黄遵宪自然也精于此道。据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罗滨《人境庐诗事》、杜常善《中国近代名家名联》等书收载,黄遵宪共有存世联语十四副,主题咏其书房人境庐,是作人品诗格的鲜明写照,具有极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也是客家人特别重视传统化的显明例证。     

林雨化的“经世致用”与林则徐

“经世致用之学”是我国古时文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优良的学风和为人作风。它曾经对林则徐在求学、为人、从政和育人等许多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     

道艺之间：知识史视域下晚明清初时文研究的再思考

作为科举经义题的标准文体,时文兼有解经文字与文学创作的性质,代言之体使时文解经而无须泥经,为士人发挥经义、阐扬己说创造了较大余地。时文文风是朝廷功令、士林学风与士人学术背景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晚明清初时文新潮迭起,士人竞相援引新的知识资源以更新范式,原在边缘的遗文遗献由隐入显,既扩展了士人的知识世界,亦促使正统学风转移。时文不是亦步亦趋地随学风而动,而是具有一定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代表了一个与以经学、理学为主轴的精英思想若即若离的知识世界。     

南朝美文的衍化

南朝坛沿着魏晋以来章追新逐丽的趋向继续发展,并带有阶段性的特点。在刘宋时代,学本身的情采魅力再度焕发,尤其是扭转了东晋后期学一度附庸于玄学的偏向,因而抒情体物的华章美又繁盛起来;但就章骈化的整体过程看,宋时风犹上接东晋,密丽而不乏疏朗之致。至齐梁以后,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美的影响力还波及北方。     

试论郁达夫、周作人悲剧的异同

在大千世界精彩纷呈、绚丽灿烂的另一面,也总有诸多的遗憾存在。即如现代中国的文坛：一代诗才徐志摩以盛年死于非命、曾为“五四”新文学运动骁将的周作人的失节事敌、以及以率直和才华对当时文坛带来诸多冲击的郁达夫在抗战胜利后反遭敌宪毒手等等,都是令人扼腕痛惜的憾事遗恨。     

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人员名单考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杨家岭组织召开的延安艺座谈会,是陕甘宁边区时期延安艺界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对当时艺界的整风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后来中共艺政策的制定和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毛泽东在座谈会上所发表的重要讲话,不仅是解决艺工作的艺观、化观问题的教材,而且也是一般地解决人们的人生观与方法论的教材,确定了中共以后关于艺工作的基本方针,这在今天仍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