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势力与地方行政区划的设置——以明代湖广黄安建县为例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割黄冈、麻城、黄陂三县之地设黄安县。新县设置是朝廷"量地置邑"的结果,黄安建县缘起地方盗匪难靖,其实质不外乎朝廷加强统治的举措。但黄安县的设置又与他邑有所不同,是由以地方士绅为中心的地方势力自下而上呈请设置。新县设置处于朝廷党派斗争的政治背景下,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但通过建县,呈现出的是地方士绅的利益诉求,士绅通过婚姻、师生等关系联结社交网络,在建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直接影响上层的决策,黄安建县,折射出地方势力对地方行政区划设置有着复杂的影响。     

西安事变后刘尚清的主皖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许诺由东北军将领担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以促使东北军东调豫皖。但国民政府内部争议较大,蒋介石也对东北军将领有所顾忌,在东北军移防后他选择了由东北元老刘尚清担任这一职务。刘尚清接任后颇欲有所作为,力图恢复东北人的声誉。但抗战兴起后,毗邻南京和津浦线的安徽省所受影响逐渐加大,安徽省政府只能勉力应对。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为长期抗战计又筹划更换部分省主席,最终以蒋作宾取代了刘尚清。刘尚清的主政安徽,既配合了国民政府的西安事变善后安排,也为抗战初期安徽省的应变做了一定的准备。     

《谨遵圣谕辟邪全图》之解读

《谨遵圣谕辟邪全图》系周汉所作。它的产生和传播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力量对西方外来天主教会势力的极端鄙视和仇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传统的儒佛道文化与西方基督文化的一次激烈的抗争。最早注意此事的是台湾中研院的吕实强,他在《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上发表的《周汉反洋教案》中说,英国国家档案馆存有一本《辟邪全图》或称《天猪叫》,共32幅。湖南学者刘泱泱在《周汉反洋教述论》中说,英国国家档案馆存有的那本“尚未能获阅”,他过眼的是湖南省图书馆馆藏23幅,加上其他出版物中的4幅,共27幅。     

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的历史考察

日本右翼势力对“台独”的支持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战后初期,日本右翼势力是“台独”逆流的始作俑者和首开“台独”运动先河的罪魁祸首;冷战时期,日本右翼势力不仅在中日复交前使本国成为“台独”势力的大本营,而且在中日复交后仍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支持“台独”;后冷战时期,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不仅变本加厉,而且呈现出民间与政界配合、右翼与政府呼应之特点。     

明初洪武礼制改革的内在动力及实践策略探析

朱元璋建立明政权之初,在意识形态和权力实践领域面对的最大挑战来自读书人,既包括“士大夫性”读书人,也包括“庶民性”读书人。因此,洪武礼制改革的首要目的是借此重塑国家正统性和合法性,以期获得读书人对新生政权的支持。此外,两宋时期以读书人为主体的士绅阶层已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势力,洪武礼制改革也可以视为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争夺权势的手段和策略。明初洪武礼制改革,开启了王朝国家走向民间社会的新局面,亦成为明中后期礼俗互动机制和礼教社会形成的政治渊薮。     

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民族分裂势力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博弈——以1947年热振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印度的独立、国民政府发动内战、西藏地方政府寻求外国援助构成了1947年西藏“热振事件”的动因。热振五世一心向内,认同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帮助其恢复摄政职位,但南京国民政府处置失当,致西藏发生“热振事件”。“热振事件”使西藏地方认同国民政府的力量遭受压制、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控遭到削弱、西藏地方民族分裂主义更加活跃,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构建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提供了历史教训。     

东晋中兴名士温峤

正在东晋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位风云人物——温峤。他没有"历相四君"、号称"仲父"的王导那么高的声望,也没有"威静荆塞"、"功宣一匡"的陶侃那样大的威名,可是,他自始至终地拥戴东晋皇室,借以维护江南地区的统一,处处以大局为重,机智勇敢地与分裂势力作坚决的斗争,这些,却是王导与陶侃远远比不上的。温峤(288—329年),字太真,太原祁县人。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匈奴族刘聪、羯族     

古格的消亡，远非一朝一夕

曾经,在不少煽情意味很重的言辞里,说古格王朝是在一夜之间灭亡的,烟消云散,不知所终,只留下千古不解之谜。这样的说辞当然充满浮夸和感怀,因为古格的灭亡,不仅非一朝一夕之事,而且有准确的史料记载和充分的证据证实。偏袒古格一点的说,罪魁祸首正是其“同胞”拉达克王国,其根本原因是古格王室与喇嘛领袖的王弟代表的宗教势力为争夺权力而对立,其覆灭的导火索,则是由于不明智的国王吸收了西方天主教士的介入。     

从两则新史料来看晚清时期中国在朝鲜元山的势力

具体到一个城市或地区的个案研究,应该成为进一步深化近代中朝关系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突破口与增长点。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1888年中朝《元山口华商新界暂拟章程》,不仅弥补了有关近代中国在朝鲜设立租界史料的缺憾,而且也是反映1880年代中国在元山港势力的一份重要史料。至于1894年聂士成考察朝鲜期间留下的《朝鲜元山海口说》等记录,则进一步反映了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在元山的势力情况。诸如元山港中国势力等具体个案的深入研究,无疑有助于克服中国学界在有关19世纪末中国在朝鲜势力及其性质问题上的"集体失语"现象。     

山西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以1914—1916年金永在晋时期为例

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夺取了全国政权,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削弱地方势力,袁世凯派亲信对各省进行监督和统治。山西是北方重镇,自然首当其冲。金永来晋,插手山西政务,给以阎锡山为首的山西地方派势力造成不小的冲击。金永作为袁氏政府和山西的中间人,通过他的所作所为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山西地方派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