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编号的研究

作为纸币的一个重要构成元素,编号几乎与纸币同时诞生,早在北宋仁宗年间,政府印制交子时就已经把铜活字镶嵌到版面上,以印刷纸币上的编“字”和编“号”,可以算是现代纸币编号的雏形。到明清时代,中国纸币已经有了明确的千字文冠字和数字编号体制,同时建立了较为严格的编号管理制度。世界上其他国家纸币的编号发展历史也与此相仿,大都是从手写向机器印刷过渡,从简单向复杂过渡。除了个别的特例外,绝大多数现代纸币都有不同形式的编号。     

二战后匈牙利的通货膨胀与巨额纸币

特大面值的纸币往往是恶性通货膨胀,特别是大规模战争所导致的通货膨胀的产物,意味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崩溃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恶化。由于其面值巨大,社会流通环境恶劣,一般流通期也十分短暂。这些特点使其成为普通收藏者和钱币学者收藏研究的热点,除了面值巨大的奇特之处外,我们更能通过它们透视那些动荡的岁月。     

明末蒋臣建议行钞始末

明代原来流通纸币大明宝钞,发行后很快就贬值。明中叶以后白银成为主要货币,纸币的流通范围越来越狭小,至明末只是象征性地存在。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曾奏请行钞,崇祯八年（1635）给事中何楷再次提出,都未被采纳。到崇祯末年,又有蒋臣以此为敲门砖,因而演出了一场闹剧。     

农业与人类食物边界的划定

文章首次提出了"食物边界"的概念。采集渔猎时期人类的食物资源利用处于一种"无边界"的状态,人类可能曾经利用过地球上一切可利用的食物充饥。在漫长的探索中,世界各地的先民们逐渐排异和淘汰了对自身有疾病伤害之祸的食物品种,集中选育出了一批优质的农牧果蔬品种,同时辅之以不同的烹饪加工技术化解食物所含毒素和病菌,保证了人类的生命安全。再经过各地区之间不断的相互补益和完善,最终形成了一个足以保证人类生存繁衍的食物资源库。然而,农业所廓清的这条人类食物利用的边界在灾异与丰裕情形下,往往也会出现失范与越界。此种失范与越界不仅侵害了自然界其他动植物的生存权,也对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造成冲击,乃至危及人类的生命安全。     

佛陀的故事与相关题材造像——用文物解读《西游记》系列（下）

<正>五、佛陀涅故事及相关题材造像据北凉昙无谶译四十卷本《大般涅槃经》（大正藏经号374）的记载：佛陀在“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入涅。据东晋法显译《大般涅槃经》（大正藏经号007）记载：“（佛陀）语阿傩言：‘汝可往至娑罗林中,见有双树,孤在一处。洒扫其下使令清净。安处绳床,令头北首。我今身体极苦疲极。’尔时阿傩及诸比丘闻佛此语倍增悲绝。阿傩流泪奉敕而去。至彼树下洒扫敷施。皆悉如法。还归白言：‘洒扫敷施皆悉已毕。’尔时世尊与诸比丘入娑罗林,     

汉语无标记被动句在维吾尔语中的对应表达

汉语被动句以其独特的句型、较为复杂的分类及在其他语言中对应表达上的特殊性等而作为很多学者研究的对象.通过参考前辈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从汉语无标记被动句的句式和维吾尔语的被动语态着手,通过汉语无标记被动句在维吾尔语中的对应表达中总结出汉语无标记被动句在维吾尔语中的翻译方法及对应规律.     

商鞅法哲学研究

法家学派在时间上有前期、后期之分,在地域上有齐法家和三晋法家之分。商鞅是前期法家名代表人物,其法学理论典型地体现于社会终极理想之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首先是法治化社会,以法治国,在社会高度法治化基础之上,人类有望进入其理想化阶段——道德自律社会。法的力量由中心退居边缘,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道德价值体系成为人类社会最高原则。从“法治”到“德治”,这是商鞅法学理论的逻辑过程,也是商鞅法学理论的全部内涵。     

399年宝贤写卷即东晋昙无兰抄略《千佛名号》考——兼论5世纪前的古法唱导与佛名抄略本的关系

本文首次公布安徽博物院藏399年宝贤写卷的完整录文,并通过对比宝贤写卷与昙无兰《〈千佛名号〉序》中的记载,证明其真实身份很可能就是东晋昙无兰抄略自《贤劫经》的《千佛名号》(或称《贤劫千佛名经》)残卷,而该文献此前久已失佚。文中进一步推测,作为现存最早的抄略类佛名文本,写卷(即《千佛名号》)制作最初可能是基于唱导古法(即5世纪之前的唱导作法)的仪式实践需求——古法唱导中的两个主要仪式程序,可能分别催生了佛名和因缘譬喻故事两类抄略本,二者在古法唱导仪式中可能存在伴生关系。同时,这件写卷不仅为研究古法唱导提供了首件实物例证,也有助于理解5世纪前中国佛教八关斋日的仪式活动实践。     

幸福在尾巴上

有两条狗,彼此相依为命。 小狗老是抱怨生活的穷困——吃的要自己去找、住的地方也很简陋,羡慕那些被人类豢养的宠物狗。 “幸福之神不知道何年何月才会降临,让我们衣食无虑,洗刷丧家之犬的羞辱呢?”小狗说。 老狗总是安慰小狗:无家处处是家。     

东三省官银号及其发行的货币

正东北地区首推奉天(辽宁)省开发较早,商品经济发展迅速,货币需求量大。1894年盛京将军裕禄向中央政府"奏设华丰官帖局"以"疏通圜法,而通市面"①,并发行纸币解决地方的财政困难,但因为流通区域较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货币短缺。1896年,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整顿钱法,收回华丰官帖,奏请中央政府"另设华盛官钱局"②,一时方便商民。1900年庚子之役及1905年日俄战争又使奉天省金融币法紊乱,商业萧条。在如此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