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太原日本居留民初探

全面抗战前太原只有少数与日军关系比较密切的日本居留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攻占太原,为日本居留民进入太原打开方便之门.在日伪政府支持下,日本居留民人数迅猛增加.日本居留民在沦陷区具有一定的特权,他们不仅依靠战争,依靠日人的身份,获取战争利益,亦依靠日伪政权,在中国领土构建日式社会秩序,创立日式社会民团,利用中国的资源生产日人的生活物资,构建"国中之国"的殖民体系,以服务于日本的侵华战争,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工具.     

秦汉帝国“新地”与徙、戍的推行——兼论秦汉时期的内外观念与内外政策特征

秦汉帝国是伴随"新地"的推展和边界的扩张而确立的。政府在派遣"新地吏"同时,往往推行徙民实边、行役戍边政策。在后来的发展中,实边较戍边更为边策所重。其原因既涉及财政、舆论,也有对防御效能的考虑。两汉时期,内地与边郡之间的差别有所扩大,影响到朝廷内外政策的差异。边郡军事负担甚巨,而且因军队屯驻造成经济残破与社会动荡。边郡维持运转,常需邻郡供给、中央调控、募民输粟及军士屯田。"文景之治"、"光武中兴"中轻徭薄赋的惠政,与边政状况直接相关。     

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大批人骨遗骸死因蠡测——关于史前灾难事件的探索与思考

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遗址一系列重要发现,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数座房址内揭露出大批人骨遗骸,场景之震撼在我国史前考古中极为罕见。种种迹象表明遗址是遭遇突发事件而废弃的,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事件的发生,那些罹难者为何集中于房址内?本文通过凝固历史瞬间保存下来的情境观察和人骨反映的死亡年龄统计,结合自然环境与生业方式分析,在排除地质灾害、人为杀戮等灾难后,提出距今5000多年前科尔沁沙地曾暴发过瘟疫。导致哈民忙哈居民群体死亡的直接原因,应缘于一场肆虐的鼠疫,并由此引发了辽西新石器文化的变迁。     

署“西园”印款瓷器之考辨

康熙朝瓷器中,有一些带“西园”印文的瓷器,多为文房用具。这些瓷器表面一侧以五彩绘纹饰,另一侧配有墨彩诗文,诗尾有“西园”署款或篆书“西园”印章,或两者皆有。这些瓷器画工精细,诗文笔法洒脱,字体遒劲有力,墨彩漆黑如墨,风格独特。以往观点认为这些瓷器上所用“西园”印款为高凤翰字、号,笔者通过对高凤翰的生平事迹、相关艺术作品及其“西园”印文流变的考证,提出瓷器上的“西园”印款非高凤翰字、号。     

清初八旗索伦编旗设佐考述

八旗索伦的编旗设佐早在其南迁内徙之前即已开始进行。八旗索伦旗佐组织的编设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清太宗崇德年间开始至清世宗雍正年间一直没有停止过,其旗佐组织的编设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有如下几种不同的情况:南迁之前索伦牛录的编设、顺治初年南迁之后布特哈八旗佐领的编设、黑龙江将军设镇后驻防八旗佐领的编设。清政府八旗索伦编旗设佐,其根本原因主要是考虑清朝北部边疆防务的需要,以及八旗索伦精于骑射、骁勇善战的民族特点。清政府对八旗索伦大规模的编旗设佐、实行八旗制度,不仅对清朝巩固和稳定东北边疆并防范沙俄侵略有着现实意义,而且对清代八旗索伦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殷墟孝民屯遗址商墓随葬动物再研究

本文在讨论商墓随葬动物的不同分类方法及其得失的基础上,对殷墟孝民屯遗址商墓随葬动物进行了分类,并探讨了不同分类的随葬动物性质。本文重新梳理了墓葬不同类别犬牲的年龄,发现如果在腰坑和填土等非腰坑位置均随葬狗,会在可供选择的狗中挑选年龄更小的放置在腰坑中,但腰坑、墓葬的填土等非腰坑位置随葬的狗以及颈系铜铃的狗牲均以未成年个体为主,成年个体的比例并不高,因此根据是否颈系铜铃与死亡年龄将腰坑和填土中随葬的狗的性质和功用截然区分开来,证据并不充足。对孝民屯晚商墓葬二层台等位置随葬不完整动物的牲体选择的分析,发现商文化的丧葬礼制中当存在牲体礼,而牲体的选择也有其背后的礼制渊源。通过讨论古代墓葬用牲研究的方法,本文进一步提出结合动物考古的鉴定研究与考古背景、历史文献的“文化信息”的分析,对孝民屯等商墓或商系墓葬随葬动物或墓葬用牲进行个案分析或综合研究,是商文化乃至商周、古代丧葬用牲礼俗研究深入的重要基础。     

加洛林王朝代际更替中的疆土分治与王国一体

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受法兰克习俗和墨洛温王朝先例的影响,为确保王位的传承、满足儿子的欲望、更有效地治理王国,常安排儿子分治疆土。查理·马特、矮子丕平、查理曼、虔诚者路易及其三个儿子共五代七位统治者,都注重通过分治和调整疆土来维护王族团结。在父子分治、兄弟分治、叔侄分治和混合分治四种权力格局中,国王们都采用多种手段维护王国一体,比如禁止部分儿子的继承资格、禁止分王国再分治、强化长子地位、兼并或分治绝嗣之王的疆土、频繁会商、联手打击异姓异族。因此,疆土分治并不必然导致国家分裂,亦可有利于王国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