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纪略》的刊布与张謇的君宪情结

学界长期流行一种说法,袁世凯《戊戌纪略》首次刊行于光绪宣统之交袁世凯被罢回籍前后。事实上,《戊戌纪略》大约于1925年由张謇所创办和经营的南通翰墨林印书局以《项城自撰戊戌纪略》为书名首次铅印出版。1926年2月上海《申报》再次刊布《戊戌纪略》。张謇是清末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辛亥革命后被迫接受共和政体。晚年的张謇对于民国建立以来党派纷争、军阀混战的动荡局面颇为失望,对于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忧心忡忡。他为中国未能实行君主立宪制而深感惋惜,认为以君臣父子秩序为核心的孔孟思想才是救时之方。《戊戌纪略》宣扬的忠君孝亲思想适应张謇等人精神需求,当为张謇刊印该书的动因。     

资政视阈下回疆方志与清代新疆治理研究——以《新疆回部志》和《新疆回部纪略》为例

中国古代的方志编纂理念中,“资政”往往居于首位.《新疆回部志》和《新疆回部纪略》作为清代的两部回部志书,以经世致用、彰显功德教化以及严谨务实的撰写理念,不仅保存了清代大量珍贵的回部文献资料,凸显了方志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文献价值,而且为志书撰写确立了很好的典范.     

莫友芝《黔诗纪略》编纂目的考论

《黔诗纪略》是最为学界重视的黔诗选本.展贵州明代诗歌状况、取名能诗家之制和存文献是该书的三个编纂目的.三个编纂目的共存使《黔诗纪略》诗学批评功能和文献功能兼具.贵州文献散佚严重,莫友芝保留文献意识强烈是"存文献"编纂目的产生的主要原因.从《黔诗纪略》编纂目的的认识情况来看,其"存文献"的编纂目的所产生的影响更大,但《黔诗纪略》其他编纂目的也值得注意.     

我与湖北(三)

纷歧错杂的行政机构,足以降低行政效率、虚糜国家财用,我前在第二章中,已经经约略提及,并将调整机构,列为《施政要旨》之一端。     

莫友芝信札中的人与事

正贵州省博物馆馆藏的古籍文献中,有11件贵州先贤莫友芝的手书信札。这是其中的一篇,它没有被收录在张剑编撰的《莫友芝年谱长篇》中。这封不长的家信里,涉及到莫友芝的家人、亲戚、朋友等等,其中不乏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手札识读如下:开春以来,遵义东乡馀匪渐清。西南亦无匪,唯北乡大里下五甲为仁、桐之界,其间匪徒甚多,抚之     

广州出土明代南京礼部尚书何维柏夫人劳氏墓志纪略

正1985年4月,在广州市海珠区赤岗某建筑工地发掘了一座明代墓葬,出土一具完整女尸,还有一方墓志铭。经过清理辨认,确定墓主为明代南京礼部尚书何维柏夫人劳廉。墓志今移置广州博物馆(仲元楼)碑廊,文曰:明封淑人劳氏墓志铭古称伟丈夫福邦家而光祚,多本于先公及其身之所立,光昭前闻,人故申锡自天,茂膺多福,抑亦有妇德焉。吾邑何公登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太父及其父皆赠通仪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太母赠     

延安时期的地方志工作

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是系统记载一域地情的权威政书,是我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历来为各种政权所重视。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艰苦卓绝的施政条件下,也开展了力所能及的旧志收集和保护工作。1939年11月23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教育厅长周扬联名签发了给各分区行政专员、各县县长的训令,     

浅谈政府志记述的重点

从编纂新方志的重大意义上、政府的职能、突出专志的编写特色及政府志记述内容的联系上,阐述了政府志编纂的重点应放在“施政”方面。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施政纪要

该施政纪要从总务事项、文化事项、教育事项、保健事项等四个方面介绍了1943年2月1日——1944年1月31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的文化教育情况,反映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在华北推行奴化教育的基本状况,可与本刊2005年第3期所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教育行政报告书》(1938至1943年初)形成完整之报告。     

浅议志书重大决策和施政辑要的设置与记述要素

根据当代社会中重大决策和施政辑要的实际情况,在志书中设置重大决策和施政辑要具有积极意义和必要性,但应合理收录。总的来说,志书中的重大决策非重大而不录;施政辑要应择其要点而记之。重大决策和施政辑要在志书篇章类目有两种记述方式,一种是集中升格记述,另一种是分别在党委、政府门类中分散记述。为突出两者的重要地位,可以使两者合二为一,形成独立篇章,彰然醒目。重大决策和施政辑要的记述要素包括重大决策的制定背景、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以及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